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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达尔文主义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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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01 10:10: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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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达尔文主义总是选择通过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或记号语言学的理念来研究文学，以自然法则为最高指导原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理论基石去解读文学作品，将文本中的人类一切行为内在动因归结为三点：后代的繁衍、资源的获取、竞争与合作。
在这种新的模式里，《荷马史诗》中的女人不再是地位与荣耀的化身，而男人所关心的也只是繁殖后代，因此，荷马式的侵袭都涉及杀男夺女，史诗所反映的残忍杀戮都源于男人要争夺少数的配偶以及他们要可尽可能多地拥有女人、奴隶与宫女，尽可能久地拥有主宰权，这一切都是人类进化行为的内在动因之所至——彼此竞争、获取资源进而繁衍后代。另外，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基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一位勇士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战胜强敌，最终娶了美丽女主角，共度幸福人生。这些故事也从进化角度证明了达尔文主义的泛历史价值。
我们不能否认文学达尔文主义的产生对于文学批评研究而言是件益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它唤醒了文学研究，为之提供了新的视阈，使之摆脱了文本印证的窠臼并将它带到所有文学共通之人性的本质。但是笔者对于将文学达尔文主义视为要撼动文学评论的使命运动这一言过其实的观点实难苟同。虽然文学是人类行为丰富的资料来源，是人种的自然史，但如果对一切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都从这一个模式出发，这岂不又将文学批评置入新的枷锁?文学批评理论的选用最终还要取决于作品本身，对于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而言，左拉、斯坦贝克及德莱赛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会更受青睐，而相比之下爱伦坡的《大鸦》、艾略特的《荒原》及乔伊斯的《芬尼根的苏醒》等现代主义作品或许会令他们一筹莫展。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堪称完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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