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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缺少的内容，没有情感的参与，文学便不能打动人。这种在讽刺之中所表达的情感显然是一种愤世嫉俗．发愤抒情。这其实就是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也是韩退之的“穷苦之言易好”．与后来欧阳修公所言的“穷者而后工”有异衄同工之妙。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学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激扬教义，表达情感，讽刺现实，下情上达这一主导思想出发，田锡认识到文学创作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这正是传统的“文以明道”思想。因此，他提出“意在言先”。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他说：“才与贤所遇，道与义所相际，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矣。”所谓“言未发于外，而意已熟于中”，就是意在言先，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一定的目的，表达成熟的、对政治伦理道德教化有益的思想与情感。
文章和道德是古代先贤们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唐宋古文家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早在《论语》中，孔子就已经切实地进行了讨论。刘勰《文心雕龙》专门有《程器》一篇详细地进行了探讨。唐宋的古文家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文与道，其主要的意图，也就是想靠文章传播道德。这一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是，这种对文章和道德的理解显然又不太符合文学创作多样化的实际。然而，田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进展，他充分认识到了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提倡“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另一方面又把文章和道德以及作家自身的才性结合在一起，强调行文合一。
在《答胡旦书》中田锡说：
君欲以文采声称，与之相较胜。亦犹洞庭震泽，幅员千里，吞纳江汉。虽飞涛骇湍，浮天沃日，得不谓之壮哉!真场籍中燕魏豪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浅近，许与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则余尝闻孟轲称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又日，至仁无敌，礼称颜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语日，德不孤必有邻。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荣名，人莫得而胜之也他要求文学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应严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因此，他非常强调“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汉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陆挚也。”他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认识并评价元稹与陆挚，在今天看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确实包含着艺术真实性的深刻涵义，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锡已明确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选择，那么，“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正准确把握了文学与人的关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同时，又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真实性等一系列创作原则。这当然也不是田锡的发明。在宋初，柳开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心正则正矣。”只不过，柳开不比田锡意会得更为深刻而已。
在《贻青城小著书》中，田锡把“激扬教义”这一传统的文学政治话语发挥到极致。他说：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田锡提出“艳歌不害于正理”，其着眼点并非仅仅在“艳歌”，而在“文之变”。从他对李白和白乐天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变”的内涵。他认为李白乐府，专变于文；乐天《长恨词》、《霓裳衄》、五十讽谏等作，出人意表。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议的诗作，就是因为它们“不害于正理”。田锡倡导“文之变”乃是追求文学内容与风格的多样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宋初文学批评确实有一些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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