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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的古文家们梁周翰、柳开以及稍后的赵湘、智圆、石介等人虽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认为文章的最终目的是“道”，但是，却没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开云：“吾之道，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赵湘云：“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智圆亦云：“夫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无随俗之好恶而变其学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尔后的石介以《怪说》系列文章发论，把矛头直指西岜体。《怪说》中云：“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他认为，以杨亿为代表的西岜体，注重艺术形式，学习李商隐，扰乱文坛，是为文之大怪，不允许存在。西岜体究竟对“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语焉不详。杨亿《西岜酬唱集序》云：“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观点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观最为形象通俗的阐释，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推崇一种四平八稳的传道方式，或板着面孔说理，或扯大嗓门训人，始终保持战斗的姿态，并不重视作家的艺术个性。
田锡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在《贻宋小著书》中，他说：
禀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驰骛者，情也。研《系辞》之大旨，极《中庸》之微言，道者，任运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际，属思之时，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万物生于天地也。随其运用而得性，任其方圆而寓理。
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锡说，情是作家对物象的态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说，作家的个性是纯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达应适应纯真自然的特点．这样，才能表达万物之道。田锡反对雕凿、虚假的创作态度，主张一切从自然出发，实观文与道的统一。
从推崇自然出发，到尊重个性，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田锡的讨论是客观的，他以自然的客观规律喻示文学的创作，寓意深远。在《贻陈季和书》中，他以大自然的风水相遭来比喻文章写作，极具启发性。他说：
锡观乎天之常理，上炳万象，下覆群品，颢气旁魄，莫际其理，世亦靡骇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连山，风来邃谷。云与风会，雷与雨交，霹雳一飞，动植成恐，此则天之变也。亦犹水之常性，澄则鉴物，流则有声，深则窟宅蛟龙，大则包纳河汉，激为惊潮，勃为高浪，其进如万蹄战马，其声若五月丰隆，驾于风，荡于空，突乎高岸，喷及大野，此则水之变也。非迅雷烈风．不足专天之变；非惊潮高浪，不足行水之动。
在《贻宋小著书》中，他又说：“亦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则文章之有声气也。不亦宜哉!”从自然现象变化的多样性推演到文学创作的多样化。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不管是“文之常态”，也不管是“文之变也”，田锡都能宽容，显示了一位理论家的宽广胸怀。
田锡对自然的推崇。对个性的尊重，实际上是宋代文坛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一直到田锡逝世后半个世纪，欧阳修主盟文坛、“三苏”活跃文坛时．才得以延续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田锡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在宋代文学批评中，田锡的理论贡献远超过他同时的古文理论家，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特别是宋代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是我们今天治文学批评史者应该重新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能漠视的话题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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