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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民歌像花儿这样被如此广阔的土地上9个民族所共同拥有，所共同喜爱。例如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汉族中间，即使把它和蒙汉调视为一种民歌的不同流派，也只是流行在陕北、山西和内蒙南部的汉族和蒙古族中间。至于许多少数民族中的民歌往往只在本民族中流行。2．独特的民歌形式表现出民间口承文化具有无穷魅力。花儿，特别是流行于青海地区的河湟花儿，不但从歌词的结构、韵律等方面体现出极强的口头程式，而且形成了在中外民歌中罕见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如歌词的整体结构是典型的“扇面对”（即使歌词句子拓展到十几句，也概莫例外），单双句遥遥相对应；单句单字节奏结尾，双句双字节奏结尾；押韵形式上除一般民歌采用的通韵方式外，经常采用交叉押韵的方式，而且单句押平声，双句押仄声；同时不论单句还是双句，都常常押重韵。这些奇特的格式韵律除了在《诗经·国风》中见到外，在世界上任何民歌中都找不出可以相媲美的。这使花儿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显示出了其在中外民间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3．丰富的音乐曲调表现出多民族音乐交融却又保持各自特色的民间艺术价值。花儿的曲调丰富多彩，90年代搜集到的有100余种，目前已经丰富到200个曲令。它们虽然以高亢悠扬为主，但也不乏轻松愉快或委婉细腻的曲令。根据专家研究，这些曲调有些是直接继承了中原宋元文化，有些则是在河湟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土壤上新生的。所以，这些曲调都有着自己的旋律特点和音乐特色，但是由不同的民族歌手唱出来则又有其本民族的特色，同时不同的民族往往擅长于某些曲调，如土族的《梁梁上浪来令》、《绿绿儿山令》、《杨柳姐令》，撒拉族的《撒拉令》、《清水令》、《孟达令》，回族的《马营令》、《河州令》、《川口令》，汉族的则如《尕马儿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等等。这些具有异质文化意味的音乐现象，对研究多民族民间音乐的相互交融和衍生、再生状况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大力发展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4．包罗万象的内容表现出丰富的文化蕴藏及其研究价值。花儿来自各民族活态的日常生活生产，多民族丰富的生活现实决定了花儿内容的丰富性。花儿以情歌为主，生动地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乃至不同个体的复杂情感，对研究民族社会心理、民众情感模式有直接的参考价值。花儿的比兴句涉及的民众知识更是无所不包，据有的学者概括，大致上可分为60个方面，称之为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另外，花儿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歌，语言上主要使用河湟方言，同时也夹杂了大量的藏语、土语、撒拉语等民族语言词汇。当地民众把这种使用多民族语言的花儿叫做“风搅雪花儿”。这些对研究方言和民族语言以及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融也是难得的材料。5．众多庞大的花儿会表现出的民俗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价值。青海东部以及甘肃的一些地方有数十场具有悠久传承历史的花儿会，一般都有数万人参加，多的可达到二三十万人。参加者包括各地各民族群众，届时云集一处，对歌数日。如果把各地的花儿会联结起来，足足有五个月时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诗与歌的狂欢节”（柯杨，1997）。这样庞大的文化空间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它的民俗文化学学术价值以及文化旅游价值不说自明。正是这些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确定了花儿是西部民歌的标志性口头文艺精品。当然，从实际影响看，陕北信天游在国内外的影响要比花儿大一些，特别是在官方演出文艺中，信天游简直就是中国民歌的代表，这与陕北是革命圣地和文艺的政治化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比较，两种民歌各有千秋，但花儿的实际内涵更为丰富。但是，如此美妙瑰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却处在濒危的状态。花儿是“张口就来，闭口即无”的口头文艺，而花儿会则是民间自发进行的以演唱花儿为主的歌节。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其脆弱的生态环境遭遇了无法回避的空前困境。部分古老的花儿由于抢救不及而消失，有影响的歌手大多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忙于外出打工挣钱，倾心新潮文化，不再热心花儿的系统传承，民间文艺后继乏人，传承链条已残缺不全。花儿会的空间日趋狭小，规模也日趋式微。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影响面大的花儿会有逐渐冷落甚至停顿的趋向。而一些走了样的“洋”花儿正在以其强势的传媒手段逐渐成为主流，由城镇向乡村浸染，大有取代传统的原生态花儿的趋势。固然，花儿以再生态甚至新生态的形式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得到年轻人们的认同，并非完全是坏事，但也绝不完全是好事，长此以往，传统的花儿及其花儿会将不复存在，我们再也听不到原汁原味的花儿，看不到民俗意义上的花儿会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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