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藏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即他们习惯于从孩子的长相、肤色等方面起名字。“觉如”一名正是与格萨尔幼年的尖耳朵长相有关。“格萨尔”一词则与民间谚语和艺人的解释来看，反映了格萨尔孤身成为英雄的表现。角巴东主《试析〈格萨尔〉史诗中的魔幻艺术》[12]从史诗中自我双方的人物、动物、道具等具有的魔幻变化特点出发，指出这些特色不仅有益于史诗的思想内容，也有助于大众的阅读，还为史诗的艺术表现增色不少。铁国花《试析〈格萨尔〉史诗中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的议会制度》[13]从史诗中反映的部落大会的等级、召集人、开会办法、会议地点、会议性质以及会议内容方面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史诗中反映部落会议与其他原是社会的部落会议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同时作者认为，藏族的部落会议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讨论战争与选定小部落长，而从形式上来看，座位有等级差别，但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参会能力正在加强。桑杰措《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的伦理道德观》[14]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作为人类社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规范, 存在于任何时代、社会和民族之中。《格萨尔》史诗以其丰富的资料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伦理道德观。班玛扎西《藏族〈格萨尔〉与土族〈格萨尔〉若干母题的比较研究》[15]从“神子降生”、“求婚”、“称王”三个母题出发，进行了文本比较。作者通过两个民族的地缘关系、历史文化和宗教特点，解释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问题。从过去《格萨尔》史诗研究的特色来看，从母题入手企图解释《格萨尔》史诗所拥有的藏族文化底蕴的研究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作过尝试。学术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索南卓玛《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16]，作者在吸收了我国学者介绍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成绩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总结和补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特别对近年来我国学者的重要成果给与了重点介绍。除了上述研究领域以外，也有人从《格萨尔》史诗的语言方面、学科建设方面以及《格萨尔》史诗与其他世界史诗的比较方面进行了研究。王国明《土族《格萨尔》研究历程》[17]介绍了自多米尼克·施罗德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青海调查记录土族《格萨尔》开始，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王兴先与杨恩洪进行了开掘，直到20世纪末作者本人得到王兴先等人的提携开始录音、记录土族《格萨尔》史诗，这项工作历经多重磨难，终于取得了目前喜人的成果与研究形势。
蒙古史诗研究
巴·苏和《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18]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它仍然是活态的。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异文研究、史诗传统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
旦布尔加甫《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19]为史诗文本的科学整理本。《汗哈冉贵》是国际蒙古学界公认的除了《江格尔》、《格斯尔》以外的蒙古族第三大口传史诗集群。蒙古国境内已经搜集有18部长诗，但是大部分为编辑加工的整理本，本书搜集了的中国境内的11部长诗，其中11部为作者亲自搜集的原始文本。全书100万字，内容包括作者在卫拉特搜集的18部史诗口述文本，以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一部手抄本，卫拉特方言的词汇注释3200条，史诗人物索引，史诗艺人演唱曲谱，卫拉特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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