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经济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的城市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日益深化的联系中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专制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呈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深入地了解，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农业经济对自然条件与环境的高度依赖，二是社会的再生产主要以“乡土中国”为中心进行。运河文明与运河城市群则与此相反，如果说商贸性是运河文明的基本特点，那么城市经济与文化则是运河城市群的本质。这两种非农业的经济要素与文化特质一旦结合起来，必然在整体上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运河城市群涉及的地理、人口与文化空间巨大，使得这种影响得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扩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其次，运河城市群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构与发展。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作为政治中心，基本上是北方大都市的象征，“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作为经济中心，则多半以江南大都市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傅衣凌：《明清时代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这个划分也可以用来表明中国南北城市的差异。但在运河城市群中，频繁的交往与交流使两者的区别明显弱化，甚至出现了一体化的重要征兆，突破了北方政治型城市与江南经济型城市的界限。如明代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就将山东临清与江南城市相提并论：“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转引自刘泽贵等：《独占鳌头看临清》，《平原晚报》2005年8月10日。）江南的生活方式正是沿着运河传播到北方城市的，如临清人喜欢使用竹器与马桶，至今还留下竹竿巷、箍桶巷这样的街名。当然，交流与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大运河也为江南城市向北方与中原学习提供了桥梁，如《隋书·地理志》谈三吴地区：“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数郡……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对“运河城市群”作仔细与全面的研究，可以改变许多以往形成的“观念”与“常识”，对于深入认识中国城市与中国文化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不仅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以运河城市群及其文化形态，深刻而全面地展示它固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这不仅可直接增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契机。而为大运河文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略尽绵薄之力，寄希望于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与新生，则是我们研究大运河城市群及其影响的主旨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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