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襄等《歌谣》同人在福州和厦门的活动

原北大《歌谣》同仁的南下，大大带动了南方的学术空气，成就了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迅猛发展，辗转各地的新潮学者，成了播种机。学者生活之不幸，成了南方人文学术之大幸。

由于时局动荡，张作霖入关以后，到处通缉进步分子，加之北京大学办学经费紧缺，连教授工资都难以支付[1]，大批教授纷纷离京南下，北大歌谣运动退潮。

1924年秋，北大进修生陈锡襄先期回到福州协和大学，“即想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组织大规模的‘闽学会’。”[2]但他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上无组织，下无兵马，没法开展工作。1925年春，董作宾也到该校执教，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这才开始联手具体商讨办会事宜。

他们向国文系借得20元，自捐了10元，便写了些宣言和通告，发向全校师生。共征得50余人报名，居然占了全校三分之一。他们拟了一份宏大而不切实际的计划书，发了些“普通征求表”，还拟出了“风俗调查表”、“歌谣采集范围”、“古物调查表”等，当时曾征到一些物品和图书，准备把公用及私藏的一起拿出来开个展览会，来稿则发到他们自己印行的《石鼓周刊》上，结果“五卅”惨案一爆发，所有计划流产。工作虽然停顿了，但宣传的目的却是达到了，部分学生开始了他们的调查工作，只是成果无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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