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组织等都在搜集的范围,这一认识是对“调查”与“研究”关系的比较精到的阐述。计划书基本上承继了北大风俗调查会的传统,“是我国现代民俗学研究史上较早给风俗明确和完整定义的文章”[6],这些定义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学界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只出了3期,每期都有一些风俗研究的篇目。
除去该刊已经发表的文章外,还有许多作于当时,但未及发表的成果,如顾颉刚在《读李崔二先生文书后》中说:“这一篇文字,还是2月6号写起的,不幸在厦门大学风潮之中,日受风潮的激荡,到今天(1927年3月30日)才写毕。”写文章时还在厦门大学,发文章时则已在中山大学了[7]。
顾颉刚等人在厦大的宣传和活动,大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比如谢云声就说:“当15年10月,顾先生来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时,蒙他不弃,时常征我关于闽省的民众文学。”[8]吴藻汀也说:“顾先生以历史家的眼光注意古迹;同时也注意民俗。他到泉州的时候就敦嘱我的挚友刘谷苇先生对于这种——民间传说——努力!”[9]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铁杆会员。
风俗物品搜集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有不俗的成绩,顾颉刚曾说:“我们去的半年之中,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处搜罗的风俗物品也有数百件。但给我们同情的人太少了,我们走了之后,说不定大家以为这是儿戏的举动,把这些东西丢弃在灰堆上了,或者烧了!”[10]顾颉刚们离开之后,这些风俗物品曾在柜子里面锁了3年,后来在一个叫薛澄清的学生的提议下,进行了登录工作[11]。
厦大因“陈嘉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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