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家谱不管其分装多少册，实质上都是两大部分，一为谱头，二为世系。谱头是该族姓、村落各种信息资料文献的总汇，内容大致包括：历次谱序、凡例、祖训家规、历代源流、居址风水图、庐墓图、先祖遗像、像赞、仕宦录、人物传记、字排、历次修谱名录、族产、艺文等等，是我们搜集的重点，残本亦有价值。世系篇幅最大，它列出该族从分房祖（或发脉开基的始祖）一直到修谱时刚出生的婴儿的传承情况，对每个男性族人除记载字辈排行（如启123 即启字辈第123 个出生的人）外，还记五大要点：( 1 ）出生年月日时；( 2 ）娶妻某地某女，出生年月日时，娶几次则记几次，如亡故或离异均要记载清楚；( 3 ）生育子女，子只记排行名字，女记名字、出生、婚嫁情况，子女列于生母名后；( 4 ）卒丧年月日时；( 5 ）葬地。健在者则无后2 条。有成就者其业绩事功可记述之，但文字要简洁谁确。一般来说世系比谱头研究价值小，如收不全，不为遗憾（名人世系当然除外）。

　　这里顺便可澄清两种误解，一说“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入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② 其实一个家庭所有的子孙不论嫡生、庶生都要记上谱系的。惟一不同的是家谱不可能每个子孙都“人手一份”，而往往只能由长房或嫡系子孙收执保，存。二说女子不能上谱，其实从古到今女子都是上谱的，如前所述，女儿记载在其父母名下，妻子则记载在其夫名下，而且原籍、生、卒、葬、生育等情况都要记载清楚，受歧视的表现是旧社会女子往往有姓无名，称某氏而已。现在修谱女子除有名字外，其学历、工作业绩一般都作了记载，当然位置还是在父母或丈夫名下，这是家谱体例决定的。但如果是男到女家，女子为户主，则同样女子和男子一样处于世系中户主的位置了。

　　江西方志学家梁洪生教授说：“宋以后的传统社会中，各朝统治政策都与家庭建设理论并行不悖。特别明后期，家族伦理经过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乡民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日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观念传承。以后几百年间修谱建祠及集体祭祖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形成行为规范。而建国以后，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设与活动为打击对象… … 修谱活动出现了近四十年的断层，绝大多数‘文化人’连旧谱都看不懂了。”③ 我国史学界对族谱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国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备受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有专门机构、人员和经费，记载各级官员的交替传承，功劳政绩。而民间族谱却被打人另册，屡遭灭顶之灾。老百姓自己筹款修谱，记录自己的历史与血缘传承，往往被斥之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声不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说族谱是封建产物，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的东西，那么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尝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为什么单单族谱必须焚尽而后快呢？莫非历史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史学只能是帝王将相与少数杰出人物的专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遗产，而族谱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谱中存在作伪、失实、攀附、篡改之辞，学术界便嗤之以鼻，不以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些毛病官修史志与文人著述中也常见，有的比族谱还更严重，梁启超也说过：“吾中国官犊上文字，多不足措信。”④ 例如《 宋史》 及司马光《 谏水记闻》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朱熹《 三朝名臣言行录》 等书诬陷攻击王安石，就令数百年后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穷27 年之工，参阅千卷文献，写出《 王荆公年谱考略》 “以辨宋史之诬”。⑤ 官修史书中美化当权者，篡改史实，遮讳统治者种种拭父淫乱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何以史家依然引录不误？其实，族谱的编修是极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岁湮，各支派宗谱的详略、叙述便难以一致，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谱的真实性。国内以岳飞为先祖的《岳氏家谱》 就有4 部，分别在云南、湖南、江苏三省；临川、东乡、金溪与王安石家族相关的宗谱本人即见10 部之多，其中当然难免有不合之处。只有对不同版别不同支派的族谱相互参证，深入探究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