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认为，以往对狂欢文化的研究有两大缺憾:一是单项进行，完全脱离了它们的母胎，即脱离了民间文化的统一性。因此，没有看到观察世界的统一而又十分独特的诙谐角度，它们只是各种残片，其本质没有得到彻底的揭示。二是从近代的文化、美学和文学规范的角度着手，没有用它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它们，把它们粗暴地现代化，因而对它们的解释和评价是不正确的。《质疑》一文恰恰重蹈覆辙，从作为纯娱乐性的、没有思想深度的、缺乏洞察力的感官愉悦的游戏意义上看待狂欢节，并得出错误的结论:“巴赫金的误区在于把狂欢节在游戏意义上的‘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随意不拘的交往’等，用超出游戏的眼光看待，这种眼光的误差导致了理论的偏失”;它甚至提出“关于狂欢节及其意义，人们应该回到最原始最朴素的层次去予以认识，那就是实事求是地将其看作一种游戏的方式。狂欢节中的一切游艺方式，如亲昵的接触，粗鄙和加冕脱冕等，应该在游戏的意义上去予以认识，而不可以将游戏性向理论的严肃性，向世界观的重大性转化”。显然，没弄懂巴赫金才会如是说。

狂欢节的游戏性究竟能否“向理论的严肃性，向世界观的重大性转化”?在巴赫金看来，民间节日形象体系中的形式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在民间节日形象体系中把握狂欢节的游戏特点。在拉伯雷那个时代，游戏还没有成为单纯的日常生活现象，还保持着自己的世界观意义，游戏与时代、与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游戏中感受到的是游戏形象对待时代、未来、命运、统治权力的态度及其世界观的性质。“人们在游戏形象里看到的仿佛是生活与历史过程之被压缩了的包罗万象的公式:幸福——不幸、上升——跌落、获得——失去、加冕——脱冕。在游戏里表演的仿佛是袖珍型的整个生活（被转向公式化象征的语言）， 只是没有舞台而已。同时，游戏越出了生活的常轨，摆脱了生活的规律和法则，加诸于原来的生活程式之上的是另一种更凝缩、更欢乐和轻盈的程式” 19 。拉伯雷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文主义者一样，是将游戏提高到超越单纯日常消遣的高度的。在他笔下与严肃的、阴郁的东西对立是戏谑的、欢乐的东西;与意外的、古怪的东西对立的是普通的、日常的东西;与抽象—高雅的东西对立的是物质—肉体的东西。

《质疑》一文看不到狂欢游戏的这些深刻意义，实在令人遗憾。

三

《质疑》一文不相信“狂欢”和“对话”两者能够结合 20 ，并质疑“如果狂欢节或者说狂欢节文化真的具有这种对话的功能，那它还能够被允许存在”?

其实，巴赫金早已分析了中世纪之所以能够形成宽容地对待民间诙谐文化传统的五个原因 21 :1）官方封建—宗教文化尚未完全形成;2）民间文化非常强大;3）罗马农神节的传统及民间诙谐的其他形式还存在;4）教会把基督教节日正好安排在与诙谐的宗教仪式有关的地方多神教节日（目的在于使之基督教化）;5）新兴的封建制度相对而言还有人民性。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节庆性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官方不得不予以宽忍，甚至在节日的官方部分之外，部分地把它合法化，把民间广场让给它” 22 。存在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巴赫金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在他看来，文学叙事就是各种类型的说话，每一种类型的说话都多少可以视为某种对话的形式。在话语内部，不同声音、不同语体之间都可能产生对话关系。此外，文学文本还与他人文本、体裁、风格等之间产生对话关系。所谓结构上的“大型对话”还包括人物组合原则的“对位”等。强调对话的开放性，即指每一种理解只不过是对话链环上的一个环节，每一种理解都具有未完成的性质。

如，在狂欢节和狂欢化的小说中，有一类人物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小丑”、“傻瓜”和“骗子”。这类形象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其中某些因素慢慢退化，某些因素逐渐加强。例如它们表现出的不解、愚钝、简单、天真等因素被不断强化，并与机智相结合，巴赫金把它们归入对话范畴。他认为，“小说中的愚钝（不解）因素总是争辩性的:它与聪明（虚假的高度的聪明）发生对话性的关系，与之争辩并揭露它” 23 。这些争辩性总是针对那些被社会认可的“高级的语言”，“由此呈现出小说对话性场景或对话性的对峙的多样性:傻瓜与诗人、傻瓜与学究、傻瓜与道德家、傻瓜与神父或伪君子、傻瓜与法律家（在法庭、在剧院、在学术会议等场合出现的傻瓜、门外汉）、傻瓜与政客等等” 24 。讽刺性模拟也属于对话范畴。狂欢化小说中的讽刺性模拟属于语言内部对话关系的一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中，作者意向与他人意向相悖，作者“对于真正物质世界的描绘并不借助于作者能产型的观点，而是利用其揭露性的摧毁” 25 。狂欢化小说中的讽刺性模拟除了与（文学的/非文学的）他人语言有联系以外，它还与他人文本、他人体裁、他人风格等有密切的联系。“讽刺性的模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 26 。在此我们要强调“涵义的一体双身”这个巴赫金术语。因为这对于理解“讽刺性模拟”具有重要意义。讽刺性模拟中总是蕴含着不同的两者。两者的内在联系往往是隐蔽的、不确定的、模糊的，而两者对比之后的表达效果则是多值性的。运用这一术语的妙处，在于领悟作者对本体和讽拟体二者的对话关系不直接诉诸于文字，不加阐释，不作评论，而留待读者自己去“咀嚼”，去玩味，去填补二者中间所留下的艺术的逻辑和空白。讽刺性模拟通过与他者对话创造喜剧性效果，体现着一种喜剧性乐趣，它使人们在对相异的二者之间的比较过程中体会快乐。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狂欢化确实提供了“可以建立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的可能性，它“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去” 28 。《质疑》一文由于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看不到它与“狂欢化”的联系。 

四

事实胜于雄辩，巴赫金提出“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感受的概念，并把狂欢节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将几千年来一直在欧洲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具体感性形式”和“具体感性的思想”加以理论阐发，这是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和贡献。如俄罗斯学者列夫·奥斯波瓦特所说:狂欢理论“不仅是西方，而且是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巨大经验，包括‘俄罗斯人对笑的态度’的概括”;“狂欢理论的令人信服和正确性，在论拉伯雷的书出版后人文科学所获得许多资料中都得到了证实” 29 。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仅不是想象催生的神话，而且是一种能产型的理论，其多方面的意义是被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的。它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狂欢理论倡导一种快乐哲学。它能发现矛盾并用乐观的笑和幽默的态度将矛盾排除（哪怕只是暂时的），从而获得一种精神超越和心理满足。狂欢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仅只存在于狂欢节之中，它在狂欢化文学，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就心理的机能而言，它具有“释放”的功能。它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突然放纵”，“一种心理的解脱，一种心灵的松驰，一种压迫被移除的快感”（柏格森语）。它是民众能量释放的一条途径。它具有理想化和乌托邦的意义。狂欢世界是暂时的、相对的、象征性的，但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因此而丧失，它的意义正在于它与现实的距离，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体现了人类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狂欢理论摧毁了绝对理念，代之以一种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它主张世界是变易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狂欢理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古典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的权威性和优越感。它给古典美学所蔑视或丢弃的范畴“加冕”，而给先前的高贵范畴“脱冕”，使之降格。它使崇高与卑下、神圣与滑稽、高雅与粗俗、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等相互接近或融为一体，界限被打破，鸿沟被填平。

狂欢理论的文学意义是巨大的。它揭示了狂欢化文学在狂欢表层下隐含的逻辑联系和深层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策略。巴赫金指出:“在欧洲文学的发展中，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的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 30 它反对文学的单色调，主张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多种因素不同寻常的排列组合，强调各种文类，各种语言（包括口语、俚语、行话、方言等）、各种手法（包括反讽、夸张、调侃、讽刺、幽默等）的独特价值和相互作用。虽然巴赫金研究的重点是在小说体裁领域，但他的狂欢理论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远远超出了小说体裁的范围，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狂欢理论的文化意义更是不可忽视的。巴赫金不仅没有“扭曲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内涵”，而且“通过狂欢理论复现了被人们淡忘了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生动景象，恢复了几乎湮没无闻的狂欢文化的原有风貌，揭示了由颠倒、亵渎、逆向、反向、贬低、嘲弄、戏仿这类语言构成的民间狂欢文化的深刻内涵” 31 。它深刻地揭示了狂欢型的庆典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狂欢理论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文化中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交替运动，中心化与边缘化的相互抗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发展张力，动摇了单一文化的垄断地位，张扬了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使各种亚文化、俗文化与官方主流文化在对立、碰撞、冲突间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恢复交流与对话。巴赫金在文化上的贡献还在于他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就预见到了世纪末的文化趋势。他所独创的诸多理论概念、术语，诸如“狂欢化”、“小说性”、“杂语”、“复调”、“对话”……生动地描述了当代文化的特征。无疑，“狂欢化理论可以视作联接过去的和现在的文化之间的桥梁” 32 。综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功绩和贡献是巨大的，但从知识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有其不完备之处。由于巴赫金过分强调民间文化及其功能，而对其品位不高，媚俗之处忽略不计，难免在著述中流露出溢美之辞，有将民间狂欢文化的乌托邦成分“理想化”之嫌，在对狂欢 节、民间文化的正值与负值的剖析中，对负值一面强调不够，未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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