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王世贞《艺苑卮言》：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也;叙、记、碑、碣、铭、述，史之变文也;训、诰、命、册、诏、令、教、礼、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谕、尺度，史之用也;论、辨、说、解、难、议，史之实也;颂、赞、铭、箴、哀、祭，史之华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为经。
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
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非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
袁枚《随园文集》卷十：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
揆诸以上各家，论述角度不同，立言之旨各殊，与章氏议论之清晰、义蕴之丰厚相较，差异甚明，然与章氏之说亦有相合之点。王通提及三史，认为一备帝王之制，一明邪正之迹，一显兴衰之由，如此分断自是不当，然将三者渗合，固可得出史为政典与史有明道之用两点，章氏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曾援引此言。王守仁之言，喻博文先生认为“比章学诚的话讲得还要清楚明白一些”，诚有未当，仓修良先生已予以批评[13]，但章氏所揭器道合一、即器明道之旨，实与王氏之论相合。王世贞区分诸籍，殊无条理，与“六经皆史”似无思想上之渊源，然章氏所谓“盈天地间皆史也”则与其“天地间无非史而已”语极相近。胡应麟之论简略不明，然直揭出“经即史也”一语。李贽之论显受王守仁之影响，然主旨在于说明“为道屡迁，变易非常”，且在《焚书》卷三《童心说》中谓《六经》“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与章氏之看法判若冰炭，但“六经皆史”之提法实自此始。顾炎武之言在于论证《六经》乃经世之书，章氏之看法与之合。袁枚与章氏同时稍前，所言与章氏有相似处，故“论者或疑章氏识大之言，容有窃取于袁”，钱钟书、张舜徽亦谓袁氏之言即章氏所揭“六经皆史”之论[14]，其实二者并不全同，袁氏的看法接近于章氏所说的府史掌管的“掌故”，而章氏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必须指出，上面的分析只能说是纯语词性的，除非有确凿证据，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章氏受到或未受到哪位先人的影响。钱穆先生指出，章学诚“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15]，洵为高论。我们探寻“六经皆史”说之渊源，亦应立足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广阔基础之上。前已指出，“六经皆史”说的要义在于视六经为政典，在于“古无私门之著述”(《方志立三书议》)，钱穆先生谓其源出于《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皆出于王官之学”论[16]，不为无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说乃刘向、刘歆所创，章氏对他们极推崇，而对班固则颇有不满，认为“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自注：辑略乃意群书之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不过，依笔者浅见，此说尚有更远的源头，当溯至《庄子》。钱钟书先生已注意到了此说与道家的关系，指出：
《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17]
笔者以为，钱氏所引“先王之陈迹”、“古人糟粕”云云，乃道家贬斥儒家之言，稍失之正。更可注意者，是《庄子·天下》篇中的这段议论：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章学诚缕述先秦学术之流变，实以此段议论为依归，如谓“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易教下》)，其沿袭之迹甚明。在《原道下》中，章氏指斥了后儒分别门户——如陆学与朱学之弊，且以“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作结语，可见《天下》篇之言必深契其心。
最后，顺便解释一下前面提及的一个小问题。章学诚在《报孙渊如书》中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持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于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许多学者以此证明章氏所言之“史”即史料，实误。细绎章氏之言，实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立论。在他看来，古无私门著述，皆为政典，为王官之学，故皆是史，子集诸家，皆出于王官之学，皆为史之流裔，故亦可视为史。必欲解此“史学”为史料，则对“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浙东学术》)又作何解释?笔者由此想到，《文史通义》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论文集”，所论问题很多，撰写时间不一，显得有些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在把握书中的概念时，必须注意其论述的主题的层面和语境。比如使用最多的“史”字，其内涵和外延在全书中绝非统一的、固定不变的。若想真实地了解其含义，只能将其放到特定的范围，比如学术思想史、史学发生论、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历史编纂学中去把握。本文的诠释仅限于“六经皆史”之“史”，并非章氏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史”字的全部含义。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星星出版社，第315页。
[2]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第114—117页。
[3]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第179—180页。
[4]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星星出版社，第315－316页。
[5]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94页。
[6] 金静庵：《中国史学史》，鼎文书局，1979，第280—281页。
[7] 吕思勉：《史学四种》，第217页。
[8] 金静庵：《中国史学史》，第280页。
[9]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第115页。
[10] 金静庵：《中国史学史》，第280—281页。
[11]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第101、107页。
[12] 乔衍编撰：《文史通义：史笔与文心》，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第55—56页。
[13]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第101—104页。
[1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第262页;张舜徽：前揭书，第206页。
[15]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312页。
[1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313页。
[17] 钱钟书：前揭书，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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