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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与经古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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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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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17）当时经传多竹简所编，逢劫蒙尘，朽析散绝，书缺间脱，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实属正常。刘歆在整理秘府藏书时，校雠诸版本以正乖缪、一异同、补其缺、删其重，在此过程中进行一些增减字句、润饰文彩的工作，是其职责所在。又或“欲广其道木”，为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而逾其校书职责，另有伪窜以成其谋，亦不无可能。康有为即认为：“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18）但此推测即或揭示了一些历史的事实真相，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有部分的伪窜，并无法构成整个古文经学体系均为伪造的支撑依据。
三、“刘歆奖奸翼篡”考辨
刘歆之争立古文是否属“奖奸翼篡”之性质，是经学史上与“刘歆是否遍伪群经”有着密切关联的又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由于牵涉到诸多政治史方面的内容，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罗壁在《识遗》中就《周礼》真伪问题所举证的那样，“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欲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到了晚清，今文学之集大成者康有为，更是在《新学伪经考》中口诛笔伐，强调刘歆遍伪群经以证成莽篡，并直斥刘歆所创立的古文学派乃“新莽之学”，非孔学正宗。对这一事关声誉的原则性问题，古文学家则奋起驳之，竭力表白经古文学与莽篡无关。于是纷纷嚷嚷，交战不止。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之症结，关键在于澄清二点：其一，在客观上，刘歆倡导古文经学是否助成莽篡？其二，在主观上，刘歆争立古文经是否如康有为所斥“媚莽”？以下对此二个疑点分别予以考辨。
王莽对《周礼》确实特别重视，曾模仿《周礼》所载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把全国民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这些改革措施都可以在《周礼》中找到证据，说明王莽确曾援用《周礼》，作为企图解决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的依据。另外，《周礼》相传是周公所作，“周公摄政”正适足作为他夺取西汉政权的借口，而“周公践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为由“居摄”而“摄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证据，所谓的“以明因监”就是这层用意。
王莽除了推重《周礼》外，还大力提倡其它古文经传。他引《逸书?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子’”，作为“周公摄政”的根据。又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均有“明文”，“明刘氏为尧后者”（19）。而王莽自谓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禅尧位”，夺取刘家天下。
由是观之，古文经学在客观上确实很大程度地充当了王莽篡汉改制的理论工具。那么在主观上，刘歆争立古文经传是否有意“媚莽”？则未便简单轻易地以效果来逆推动机。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康有为的所谓“歆莽交相为用说”并站不住脚。
首先，从时间上推算。钱穆考证，“歆请立《左氏》博士，尚在哀帝建平元年（王莽已去职），岂能预知十年之后，莽有居摄之局，而先伪经文以为之地？”（20）这一明显事实，连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尚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21）。而王莽于未篡时，勤勉去奢，折节恭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绝无篡汉之象，时人皆蒙在鼓中。职是之故，白居易有《放言》诗曰：“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可见当时王莽的伪饰确实是天衣无缝、不露破绽，刘歆又岂能预知莽之篡弑阴谋？
其次，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尤其是西汉哀、平以来，今文谶纬盛行，王莽乘机大加利用，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成帝时，甘忠可、夏贺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大终，当更受命于天。”（22）此说极有利王莽之篡，因而博得其欢心，上奏太后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23）。但刘歆从古文学派的利益出发，驳甘、夏之说“不合五经，不可施行”（24）。刘歆此言，在哀帝初，正值其争立古文时。如果其时他与王莽已沆瀣一气，又如何会驳甘、夏之说，有意拆王莽的台？可见，刘歆当时并未主动附莽助篡。况且，刘歆本亦主今文，他若早欲媚莽，为何不早造符命、早言灾异，却要另起炉灶、争立古文呢？
再次，顾颉刚曾惊诧于《世经》中的古史系统，因为它的五德终始说和以前的有很大不同，“第一是不遵守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两倍。”（25）顾颉刚以为这是刘歆为了替王莽在历史上找到取得政权的先天根据，因而改造了五行说，改造了古史系统，伪造了《世经》。顾颉刚的这一理论是他的《古史辨》主要观点之一。其实，据扬向奎考证，“五行相生说”先于“相胜说”早已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即有《五行相生》篇，因此“相生说”绝不出于刘歆的伪造。（26）至于刘歆是否利用了固有的五行相生说来为新莽政权作舆论鼓吹，现存史籍上尚找不到明确记载。即或属实，仍不能就此肯定刘歆争立古文乃奖奸翼篡。因为五行理论出于今文经学，乃刘歆之旧业，而不是他所争立的古文经学。 总而言之，刘歆之争立古文经传，并没有奖奸翼篡的企图。莽篡借古文经传则有之，歆争立古文以助篡则未也。当然，不可否认，王莽于刘歆有知遇之恩，将之从普通经师擢拔到国师的地位，并加官进爵，结为亲家，委以重任，视如心腹。刘歆因此产生感恩图报的心理，是可以想见的。况且，更深层的历史真相或许是，从王朝统治者和学说倡导者的各自利益出发，政治需要借助学术，学术又要依傍政治，学术与政治因而道势合流。刘歆可能既以今文经学之“五行相生说”证莽得天命，又从古文经传中发掘出有利于篡汉改制的内容，并帮助王莽督造明堂、辟雍、制定礼乐。但这些假设即使成立，也不足以推断出“刘歆遍伪群经以助莽篡”的结论。
关于刘歆在经学史上地位的评价，历代学者各有议论，莫衷一是，清末今文学家皮锡瑞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27）；古文学家章炳麟则将刘歆与孔子并称，“孔子没，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28）。对同一个人的评价，竟会出现两种褒贬如此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就不得不归咎于皮、章二人过分地拘泥于所谓“家法”了。
现代经学史研究开山者周予同先生一再强调，经学史研究与经学迥然有异，经学史研究者应超出今、古文之争以外，用历史研究的严肃眼光，发掘湮没在今、古文争论背后的历史真相。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庶几可以发现，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第一，刘歆并未遍伪群经，古文经传在他之前已存在，刘歆充其量只是对其作了部分的增窜；第二，刘歆在政客之外，首先是一名经师，他最初争立古文经传之初衷，并非奖奸翼篡，虽然古文经学在客观上被王莽利用为篡汉改制的理论工具，或在情理上刘歆后来也不无助莽的可能，但这些与古文经传的可信程度并无直接的关联，毕竟我们不能因为学术曾经与政治合流，就因此否定学术本身的内在价值。总之，在现已掌握的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惟有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考察，而不是遽下断语，苛求所谓水落石出或昭然若揭之片面痛快，才能对刘歆这么一个充满矛盾、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做出恰如其分、合乎情理的全面评价。
注释：
（1）（8）（13）《汉书?刘歆传》。
（2）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3）《四库全书总目》。
（4）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见《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5）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见《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18）（2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195页，第84页，第14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7）杨向奎《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见《绎史斋学术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9）《晋书?王接传》。
（10）刘安世《元城语录》卷中。
（11）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12）据赵光贤《<左传>编撰考》考证，《左传》解经文字早在战国末叶就已有人引用。
（14）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15）《周礼》、《左传》的原始记录都要早于此。
（16）毛公在刘歆之前，《毛诗》当非刘歆伪作；《逸礼》者，丁晏以为“未可指为歆赝作也”，详见皮锡瑞《〈三礼通论〉引》；至于孔壁《古文尚书》，原本已佚，无从考证。
（17）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19）《后汉书?贾逵传》。
（20）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2）（24）《汉书?李寻传》。
（23）《汉书?王莽传》。
（25）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见《古史辨》（五）。
（26）杨向奎《论刘歆与班固》，见《绎史斋学术论文集》。
（27）皮锡瑞《经学历史》，见周予同注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9页。
（28）章炳麟《检论?订孔上》，见朱维铮校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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