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学之争，清末发展得很激烈。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以《左传》部分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最大。从清末到今天，一直有人赞成并加以发挥。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使人感到《左传》这部书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

    一、康有为和在他影响之下的同时人崔适是怎样论证的；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是怎样论证的；

    三、他们的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下分别地来论述。

    一、康有为、崔适的论证。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编的，在刘歆以前，根本不曾存在过一部编年的《左氏春秋》。《国语》不编年，刘歆把它改编之后，．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就成为《左传》。从《国语》到《左传》，不但体例改变，内容也有显著不同。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左传》的著作权自然要归到刘歆。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崔适写了《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对康有为的说法作了补充。他把康有为比作“攻东晋《古文尚书》的阎若璩，把自己比作惠栋1。在30年代，有的学者把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比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左传》辨伪部分比作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2。总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左传》和东晋《古文尚书》一样是伪书。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十年，没有人加以研究和解决。在人们中间，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解放以后，虽然学术界一般把《左传》当作先秦典籍，但疑团并没有打破。有的论著里还是相信刘歆伪作之说。

     应当指出，刘逢禄是并没有想当阎若璩的。刘逢禄虽然考证《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他没有考证《左传》是伪书。他虽在《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11年说过“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但他在同一书的卷上庄公17年又说：“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榜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他所谓“《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是指它记载事实，不附于经。他也认为《左氏》体例和《国语》有不似，他承认《左传》是编年，不过认为不是那样拘拘“比附《春秋》年月”，所以有时一年或连着几年没有记载，即所谓“文阙”。刘逢禄的说法并不全对3 ，但他所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

   康有为却是锐意要把《左氏春秋》当作一部伪书来推翻。他在《新学伪经考》里说：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将《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4，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5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康有为“《左传》辨伪”的基本论点。康有为的论证方法可分两步。第一步，先推翻《汉书》里面关于《左传》的记载。他的方法是用《史记》证《汉书》。《汉书·儒林传》里将《春秋左氏传》和《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且还列出了汉初以后《春秋左氏传》的传授世系。《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献王立《左氏》博士。这些都和《史记》不同。《史记》的《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河间献王世家》没有立《左氏春秋》博士之说。康有为因此推断在刘歆以前的司马迁根本没有见到过《左传》一书。《汉书》的记载都是根据刘歆伪造。第二步，康有为断定司马迁只见到过《国语》，说司马迁屡次提到左丘明作《国语》就是明证。刘歆利用《国语》伪造《左传》；又伪造其他一些证据，被班固写进了《汉书》。《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在康有为的笔下就这样论定了。

    然而这些论证是很脆弱的。这里首先必须分清两个问题：(1)《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2)《左传》是否伪作?这两个问题不容许混淆在一起。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不等于说它是伪书。  《汉书》将《左氏春秋》改称《春秋左氏传》，将它和《公羊传》、  《谷梁传》并列，而且列出传授世系，这可能受了刘歆和古文经学家的影响，不能对他相信6。《史记》不是这样。从《史记·儒林传》的《春秋》只载《公羊》、《谷梁》二家看，司马迁并不认为《左氏》传《春秋》。《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不写献王立“《左氏》博士”一事，推究原因，这有三种可能：(1)献王立《左氏》博士之说不可信；(2)献王确曾立《左氏》博士，司马迁不相信《左氏》传《春秋》，故不载；(3)司马迁略而不载，——他对于河间献王写得很少。司马迁对于藩国的文化、学术活动，都是不大写的。不独对河间献王如此，《淮南王刘安传》和《梁孝王世家》也都极少写这一方面。总之，我们从《史记》里找不到关于《左氏春秋》传《春秋》的任何证明，但绝不能由此推断司马迁没有见过《左氏春秋》。

   诚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提到左丘明作《国语》，不说他作《左氏春秋》，这似乎颇费解，康有为抓住了这一点。然而这也是不难解释的。两处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上文都有“仲尼厄而作《春秋》”，相隔只有两句。如果再写成“厥有《春秋》”，不但文字上犯复，而且这里《左氏春秋》和仲尼的《春秋》也缠夹，所以换成《国语》。《国语》可以兼指《左氏春秋》和《国语》。《左传》在《史记》里有时称为《左氏春秋》，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有时又称《春秋古文》，见《吴太伯世家赞》；有时又和《国语》通称为《春秋国语》，如《五帝本纪赞》：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十二诸侯年表序》：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这两个《春秋国语》，过去有人认为它是指《春秋》和《国语》二书，那是不对的。《五帝本纪》的内容，和《春秋》毫无关系；《春秋》没有发明《五帝德》、《帝系姓》之处。《五帝本纪》采用了《左传》中所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少昊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等等；《国语·鲁语》里提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所以《五帝本纪赞》的《春秋国语》，可以说是包括了《左传》和《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和《国语》没有关系；《国语》不编年，撰《年表》时当然无法采用它。《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也不是依据《春秋》，《春秋》记事“其辞略”，《年表》里一些说明文字，《春秋》不能提供。《年表》上所写，绝大部分见于《左传》；个别在《左传》里找不到的，很可能是在流传中脱漏了。因此《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春秋国语》是专指《左传》。汉代传说《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作；司马迁将“《春秋国语》”简称为“《国语》”，——这里是兼指《左传》和《国语》。“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句就是这样来的。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引用“《春秋国语》”7，所引的是《国语》中文字，也许应劭所说的《春秋国语》专指《国语》，和司马迁又不同了。

    《汉书·艺文志》里还有“《新国语》54篇”，注明“刘向分《国语》”。康有为的所谓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之说，就是根据这一条。他认为刘歆采用《国语》54篇中的大部分改写成《左传》30卷，余下的部分收拾起来编为《国语》21篇。他的理由是：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21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54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54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54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30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21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缀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并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8。

     康有为所列举的三“可异”，其实都见不出“可异”之处。第一、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今天只看到一部《国语》，从而推断汉朝在《国语》之外不能有一部《新国语》?试想：《汉书·艺文志》里的书，失传的有多少?岂止一部《新国语》。第二、《新国语》是一部什么书，我们已无从得知，不知道它和《国语》有什么关系，当然无法和《国语》进行比较。它和《国语》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不同，是两回事；另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基本相同而分篇较细。这两种可能都不能对康有为的论点有所帮助。第三、后汉人没有提到刘向《新国语》，这也不足奇。刘向的书，后汉人未必都提到，提到了我们也未必都知道。后汉人的东西，失传的又有多少啊!

    康有为的论证十分曲折。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的《新国语》54篇也是刘歆伪造，另外还有“《国语》原本”54篇。刘歆将“《国语》原本”割裂而伪造了《左传》，又怕这“《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有知之者”，就再伪造《新国语》54篇来冒充它，并且托名刘向所分。这就是说，“《国语》原本”54篇不存在了，伪造出一部《新国语》54篇，并且托名刘向，这就可以蒙混“天下人”。这实在太富于想象。

    如果我们要对《汉书·艺文志》的《新国语》一条作一点比较近乎情理的猜测的话，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新国语》的“新”字；(2)“刘向分”三字。这部书似乎是刘向从什么书中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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