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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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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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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小说的文本构成对意义的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本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故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定意义。在最终由某位文人写定时，其对故事的选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规定了文本的意义。因此，在对百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释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只有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诠释学的理论，文本意义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如同伽达默尔所说：“谁通过阅读把一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阅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的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的意义宇宙之中。”[1]（P649）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文学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也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规定性。《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着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但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以往研究者对《水浒传》的诠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相互辩难，歧见迭出。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充分体现了诠释的多样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然而对诠释的客观规定性却重视不够，因而导致了对其意义诠释的主观随意性，似乎《水浒传》可以根据主观理解和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任意解读，以至于违反了作品文本自身的客观规定性，造成了对《水浒传》的误读和曲解。
文学作品的客观规定性包含着众多因素，文本构成则是众多因素之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在文本最终被写定之前，已经有史书、野史、笔记、话本、戏曲及传闻对其故事作了种种不同的描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水浒传》的文本是由民间创作与文人加工共同完成的，或主张集体创作说，或持文人写定说。早在20世纪上半叶，鲁迅、胡适、李玄伯、俞平伯等学者都对此作过深入研究，鲁迅先生就小说中的征辽情节指出：
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是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违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五回本名同而文迥别，迨亦由此而已。[2](P114)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有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其二，《水浒传》的文本因写定者取舍的不同而产生分歧；其三，文本的构成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意义。
胡适先生根据他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最早的本子大概是“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本子可叫做‘X’本……也许就是罗贯中的原本”。这一认识来源于有关宋江的早期记载，如《大宋宣和遗事》等。胡适又说，后来有人“硬加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种更长的本子……这个本子可叫做‘Y’本”。“后来又有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田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的一大段。这个本子可叫做‘Z ’本。”[3](119-120) 这就是说，《水浒传》文本因写定者取舍增删的不同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版本。胡适先生进而认为，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家中传出的本子是假托郭勋之名，此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然很多。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汪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去，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绝妙的文字。……但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佳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挤进来，草草地招安他们，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这些部分都远不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回以下更潦草的厉害，把元曲里许多幼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乔坐衙，李逵负荆，燕青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拼来凑去，还凑不满一百回。王庆田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一段故事加进去。”[3](P125-126)胡适认为，尽管百回本《水浒传》的前四十回、中间三十回和后三十回存在着艺术上的明显差异，但却完成于一位写定者之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是写定者“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这就是说，由于部分情节源于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全书文本构成的不平衡。至于写定者为何要“草草地招安他们”，为何要“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为何要把王庆田虎两段删掉，又为何要把征辽故事加进去，胡适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观点被后来许多学者所认可，同时也认识到了文本构成的差异所造成的各部分意义的不同。但也有不同见解出现，如侯会先生推测：“《水浒传》最精采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华横溢又愤世嫉俗的下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思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部书奠定的。至于小说后半部的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接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于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4]这就是说，文本完成于不同编写者之手。要之，《水浒传》的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导致文本构成的复杂化并影响着对文本意义的诠释，只有对《水浒传》的文本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够对其意义作出合乎实际的诠释。
实际上，无论百回本《水浒传》是出于一位写定者之手，还是出于众人之手，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最后的写定者对原有的记载、故事均作了必要的取舍、修改。将百回本《水浒传》与此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辨明《水浒传》对原有故事作了怎样的取舍和加工改造；原有故事在写进全书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写定者为何要作这种加工改造，这些取舍和修改如何影响着小说的文本构成等等，对于理解把握小说的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回前评中曾慨叹道：“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5](P2)或许有些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不能限定小说文本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写定者的良苦用心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构成，因而应成为对作品诠释时的重要依据。
二、关于前十三回
侯会先生通过对《水浒传》人物出场诗的考察，得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看法：“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试将前十三回删掉，我们会发现，摆在人们面前的仍是一部完整的《水浒传》。”[6](P279-280)这一问题，聂绀弩先生也曾提出：“最早的《水浒》本子，当只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以前的那些人物：林冲、鲁智深、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以前的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的。”[7]只要把《大宋宣和遗事》与百回本《水浒传》稍作比较，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开头即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早早便已出场[8](P275-281)。百回本《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构成，实际上对全部文本的意义都有着重要影响，值得认真推敲。
《水浒传》前七十回主要叙写众好汉上梁山的过程，但在此之前，却先写了一位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延安府的禁军教头王进。对此，胡适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释：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把这一段提出来，把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庆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孝子，把一段无意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的《水浒》开篇。”[3](P125)王进的故事是否确如胡适所说，是由王庆改编而来，姑且不论。但胡适从文本的构成入手，意识到了这种开篇“最悲哀动人又最深刻”，却很有道理。至于其深刻表现在何处，值得人们深思。王进与后来同样遭到高俅迫害的林冲不同，他没有投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府”。因此，王进的故事不在于揭示“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旨意，因为他既没“反”，也没“乱”。王进之所以要去延安府，小说交代得很明白：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奉诏破大辽”用意一致。可见小说的写定者在小说的开篇就为全书的意义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一基调不是“赞美农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而是避开当道的奸佞，去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家效力。
王进故事结束后，接下来是史进的故事。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九文龙史进”的赞语为：“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8](P269-272)胡适认为其中含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3](P15)。《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有九纹龙史进之名。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的史进开始时专与盗贼为敌。他指斥陈达说：“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陈达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史进却说：“什么闲话！”竟将陈达活捉了，准备“解官请赏”。朱武、杨春为解救陈达，双双来到史进庄前，表示愿与陈达一起“就英雄手内请死”。史进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又对他们说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不仅不将三人解送官府，反而与三人结为朋友。当官府闻讯前来捉拿陈达等人时，史进表明了“若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的决心。四人杀死仇人和前来拘捕的都头后，来到少华山寨，朱武等要挽留史进，史进说道：“我今去寻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史进与师父王进的想法一样，也要在边庭上“讨个出身”。金圣叹对此评道：“可见英雄初念，亦止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耳。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由此可见，史进与王进一样，也不愿落草为寇，也想去边庭立功，同时在王进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义气”的推重。
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了梁山，其用意或如金圣叹所说，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却是鲁智深的故事，从而使小说的文本结构与“乱自上作”之间再次产生疏离效应。按照小说的情节进展，并非没有鲁智深出场便引不出林冲的故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鲁智深的故事中，小说写定者又寄予了怎样的用意呢？在宋元梁山好汉的有关资料中，鲁智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宋代话本小说名目中就有《花和尚》[8](P268)，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花和尚鲁智深”的赞语是：“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大宋宣和遗事》三十六位将领中也有“花和尚”鲁智深，当其他三十三人都已聚齐时，鲁智深和张横、呼延绰尚未加入进来。然后说[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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