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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刊本而言,明代就有约30种,清代70余种。但300年来,坊间刻印的,闾里流传的,大都是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过的版本———毛本。因而,毛本研究成为了《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毛本的作者及生平;二、金序的真伪;三、毛本的版本源流;四、毛本的“评”;五、毛本的“改”。现围绕上述五个方面内容,全面地回顾一下毛本研究的发展历程。
毛本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康熙己未年—20世纪20年代前)。这一时期关于毛本的评价零散而随意,多侧重于毛本的“评”。
康熙己未年(1679)《四大奇书第一种》的李渔序,是现存最早关于毛本的评价。序中称毛氏“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鉥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拖沓之病,则又似过之”,把毛氏的“评”与金评《水浒》相提并论,而毛氏文笔之爽利似又胜金。雍正十二年(1734)黄叔瑛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序》则肯定了毛氏的删改,他赞叹道:“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乎作者!”并且指出了毛氏的修订是建立在旧本《三国》之不足上的,写道:“(《三国演义》)大都附会时事,征实为多,视彼翻空而易奇者,转苦运掉不灵;又其行文,不无支蔓,字句间亦或瑕瑜不掩;卓吾李氏盖尝病之。惜无其人为之打叠剪裁,并与洗刷眉目,所以官骸粗具,生面未开。……最后乃见声山评本。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批剥尽致,轩豁尽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黄文关于“改”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
邱炜萱在《金圣叹批小说说》(1897)一文中,曾对《三国演义》“第一才子书”的题名及金圣叹的序深觉可怪,可惜没有表示怀疑。直到1919年,解弢在《小说话》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金序实属伪造:“《三国演义》金氏一序,非应酬毛氏之作,即后人所伪造,就序中‘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一语,可以启人之疑矣。”颇有见地的解弢对毛氏则充满不屑,说“毛声山乃金人瑞之应声虫也”。有意思的是,在同年出版的《古今小说评林》一书中,蒋著超却对毛评大加赞赏:“至于评《三国》,则火气全泯,一以纯正之论调,锐利之眼光出之,其章首读法,尤能独见其大,与逐回细评,不相犯复,非精于古文而剖解全局不能也。且其行文,大气盘旋,不作力竭声嘶态,或用偶语,亦工稳无疵,而一行一言,毋论其轻微,如有足为惩儆者,必为之发挥以尽,此实评小说之圣手也。”评价之高,甚过金评。
值得一提的是,俞明震在《觚庵漫笔》(1907—1908)中,从传播的角度,肯定了毛评之功,他认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并且“得力于毛氏之批评”。
这一时期,虽然只是触及了毛本的某些方面,但其中的一些见解颇具启发性。
第二阶段(20世纪20—4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三国演义》进入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层面,研究者们对毛本的认识也渐次深化,尤其体现于毛本的“改”。
1922年,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一文中,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其间贯穿了一个观点:“《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自宋至清初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意即清初毛宗岗也参与了《三国演义》的创作。但是,在他看来,“《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此后,元至治年间(1321—1323)的《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以及嘉靖壬午本(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相继发现,《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得以更为清晰地呈现。1930年,鲁迅在其修订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重新勾勒出一条《三国演义》演变的线索:宋之“说三分”—金元杂剧—《三国志平话》—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此线索表明了毛本在《三国》版本演变中的重要性。他还就毛氏“改”《三国》的具体工作做了准确的概括。同一时期,郑振铎在其《〈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1929)一文中指出了“三国故事”演化进程中一种“后来居上”的现象。他说:“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于是《三国志平话》便废而不行了,正像毛宗岗改本的第一才子书出而罗本便废而不行的情形一样。”事实上,他肯定了毛本的进步,但对于毛氏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假如他有所作,当不会是很幼稚的,可惜他的成就仅止于润饰与批评。”郑振铎的这种矛盾态度,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在孙楷第对毛氏的评价中:“宗岗于三国史事,所知亦无以愈于贯中,特润色文字,实较旧本为雅洁。其评语虽陋,然世俗所好而引以为便者,即在此等。故其本甚通行,迄今闾巷传诵《三国演义》,无不据此本。”即便如此,孙楷第也不得不承认毛氏“亦可为罗氏之功臣也”(《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之《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1934—1938)。
无论他们怎样看待毛氏,均无法忽略毛本在《三国》版本中的地位。正是这种重要性,让研究者更加关注毛本自身的问题,比如:毛本的作者、成书的时间、金序的真伪。
毛本究竟出于何人之手?从晚清的邱炜萱,到胡适、鲁迅,以及郑振铎、孙楷第都持毛宗岗说。但这无法解释清代刊本卷首前为什么会出现“声山别集”、“圣叹外书”及“吴门杭永年资能氏”等题署。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认为声山乃毛宗岗的号。实际上,他把毛氏父子混为了一人。对此,俞平伯特地撰文《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1930),指出了郑氏的错误。他根据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序和总论的分析,认定毛氏父子之评《三国》,其情形与《琵琶》同,声山口授,其子宗岗笔录之。因而,《三国》成于毛宗岗之手。文中,俞平伯还推想“毛本《三国》刻于康熙时,而写稿殆在于顺治年”。另外,关于金序的问题,郑氏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则直接表示了怀疑。他说:“此序文笔颇平庸拖沓,不是张氏之所作(按:金圣叹本姓张),或是毛氏的自作而托名于他的也难说。”
这一时期,还掀起了小说史编写的热潮。编写者在叙及《三国演义》时,大都谈到了毛氏的删改,如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1935)、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1939)等。不过,他们只作一般性的描述,并未提出独到的见解。
以上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本研究的状况,其特点为研究者的关注点从“评”转入“改”。相关文章大都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版本演变中来观照和评价毛氏的删改,也附带探讨了毛本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毛本的“评”却论之甚少。足见全面而细致地研究毛本,只能有待于后来者的潜心努力和深入思考。
1940年代,关于毛本的讨论,国内几乎是空白。然而,日本的荒井瑞雄在《汉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毛声山》的文章,此文进一步论证了金序的不可信。
第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末)。这一时期探讨毛本的文章不多,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研究趋向,那就是从总体性的评价开始转入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1953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同年11月23日,又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一度引发了《三国演义》研究的热潮。然而进入1960年代,三国研究趋于沉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在此期间,关于毛本及毛宗岗的专文仅有两篇———石珍的《〈三国演义〉和毛宗岗》和秦亢宗的《读毛批本〈三国演义〉札记》。秦亢宗认为毛宗岗的小说评点不乏精辟的见解,他对毛本的小说批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挖掘和整理,这为以后更加系统地总结毛氏小说理论开了先河。由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根据毛宗岗评定本印的,这自然引起了学者对毛本文本内容的注意。顾学颉的《“三国演义”的校补工作》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指出了毛本虽有很多的改进,但还有些错误和缺漏,尚待改正。他依据《三国志》、《资治通鉴》、《文选》等书,作了一些校订和补正(按:1980—1990年代,沈伯俊先生对毛本《三国演义》作了更加充分细致的校理)。
此外,《三国演义》论著,以及文学史和小说史中也往往会涉及毛本。不过对毛本的评述大同小异:一方面承认毛氏的加工对《三国演义》全书的艺术质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又认为使原本的封建正统思想更为浓厚。
总而言之,建国后的前30年,毛本研究尚未广泛展开。
第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21世纪初)。进入新时期,迎来了学术的繁荣,就《三国演义》研究来说,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其中的毛本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新的突破。
为了行文的方便,现按照毛本内容的几个主要方面,分别加以评述。
1.毛本的作者及其生平
关于毛本的作者问题,俞平伯在《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一文中,本已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但由于没有明确地强调毛声山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是个悬案。1979年,一篇署名“渊”的文章《毛评〈三国〉实为毛氏父子合作》明确提出毛本是毛纶与其子毛宗岗合作的结果。1983年,黄霖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同样根据俞平伯所用的材料加以分析,也得出了“毛本《三国演义》当是出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的结论。同时,黄霖还断定“杭永年即是那个‘背师之徒’”,而“所谓‘圣叹外书’,显然是块招徕生意的招牌”。至此,卷首的题署所提及的四个名字间的关系基本得以澄清。然而,限于资料,如何区别毛氏父子之间的功劳,这始终是个疑难。陈洪在其写于1984年的《〈三国〉毛批考辨二则》一文中,认为“《三国演义》的修改与评点主要出自毛纶之手”。邬国平在《毛纶为主、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一文中也持相似观点。的确,现有资料都在证明毛声山的主要作用,可是这不能说明毛宗岗除了“笔录”和“参论”之外就没有做什么了,毕竟毛宗岗是毛本的最后完成者。诚如沈伯俊先生所说:“在毛纶评改《三国演义》之时,他全力协助,不仅认真为之笔录,而且积极‘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以后,他又倾注大量心血,继续为之校订,加工并最后定稿。”所以,笔者认为“毛氏父子共同完成的”说法还是比较公允的。
既然毛本的作者得到确认,那么作者的生平情况又如何呢?关于毛氏的生年,黄霖依然从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序及总论中寻找线索,推断出毛纶的生年约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假设毛纶25岁得子,毛宗岗则当生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黄霖的论证过程很具说服力,可是由于无法确定一个确凿的时间,所以他关于毛氏父子生年的推断仍然带有揣测的性质。1987年,陆联星的《清代小说批评家毛声山[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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