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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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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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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记载了宋江曾参与平方腊之役。如李埴《十朝纲要》卷十八称：“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10](P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姓氏奸邪录》称：“宣和二年，以贯（指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10](P3)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三年（宣和）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源洞于中，同日进师。……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许、宋江既次洞后。”[10](P3) 元无名氏所辑《大宋宣和遗事》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除了野史、正史的记载之外，民间也流传着关于宋江及三十六人的故事。南宋龚开曾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龚开肯定了宋江的“义勇”、“立号而不僭侈”、“守一至于极处”，在“呼保义宋江”的赞语中又说：“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在其他人物的赞语中，也多次提及“义勇”，如“大刀关胜”：“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再如“赛关索杨雄”：“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可见当时人们对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要评价是其“义气”，这也正是小说中梁山好汉的突出特征。
不同的记载同时存在，关键在于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作何选择。显然这位写定者没有选择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记载，而是选择了宋江受招安、平方腊，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改动；首先，宋江不是被动接受招安，也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而是在节节胜利、大败官军的情况下主动争取朝廷招安；其次，宋江接受招安后，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是征辽、平方腊的主力军；再次，宋江屡立战功，结果反被朝廷奸佞毒害而死。这些改动尤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寄托着小说写定者的深刻用意。写定者的特定立意是通过文本的特定结构安排表达出来的，不顾及这一点就很难对《水浒传》作出合理的诠释。被朝廷视为盗贼的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打出了“替天行道，护国安民”的旗号，一心要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在征辽、平方腊的大小战役中，实现了“护国安民”的心愿。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反而惨遭毒害。这种文本构成不仅从客观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不仅表现了忠奸之争，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社会现实的残酷。这种揭示体现了《水浒传》写定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五、关于受招安与“征四寇”
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二回至第八十二回写聚义后的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的过程，除七十回本外，这一内容在各本《水浒传》中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黑旋风负荆》、《黑旋风乔断案》被改写为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第七十四回 “李逵寿张乔坐衙”。 按照《水浒传》的结构方式，李逵的个人事迹本应安排在排座次之前，小说写定者对有关李逵的元杂剧十分感兴趣，但又无法安排在前半部分，只好将能够表现李逵忠义的有关内容插写于此。接下来“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写梁山事业蒸蒸日上，势不可挡。但正是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梁山好汉全伙接受了招安。这样一种文本构成是以往任何有关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因而也最可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无论是宋人的野史、笔记，还是元人修的正史，无论是民间传闻，还是元杂剧，宋江一伙或是被擒，或是投降，或是无奈接受招安，但都没有在大胜官军的前提下主动争取招安。再看一下紧接着的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小说写定者的意图非常明确，即肯定梁山好汉接受招安是为了“护国安民”，以梁山好汉的委曲求全来反衬朝廷奸佞的可憎可恨，从而突出了忠奸之争。
百回本《水浒传》没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明天都外臣（汪道昆）在《水浒传序》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佚，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8](P313)按天都外臣的说法，田虎、王庆事乃“村学究”所加。但明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却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不知大手笔者，正不尔尔，如本内王进开章而不复收缴，此所以异于诸小说，而为小说之圣也欤！”[8](P326-328)按袁无涯的说法，田虎、王庆事则原来就有，征辽事反而是后来所增加。要之，百回本《水浒传》去田虎、王庆而存征辽、平方腊，其用意值得研究。
胡适先生研究《水浒传》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思路，即把梁山故事的变化与时代特点相结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指出：
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强盗”，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后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后来《水浒传》的性质。[3](P24-25)
他又说：“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3](P58-59)按照胡适先生的思路，宋江最终的悲剧结局乃明人为讽刺明统治者杀害功臣而写。尽管这一结论可能还不够准确，但却指出了《水浒传》包括田虎、王庆在内的四寇的用意。
再来看前人的论述，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曰：“《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8](P317)。李贽将小说的文本构成与所指意义密切相联，明确地指出了百回本《水浒传》为何要写征辽、平方腊。按照李贽的说法，破大辽、平方腊是生活在元代的施罗二人由于“实愤宋事”才编写出来。这一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认真想来，既然已生活于元代，为何又“实愤宋事”呢？实际上百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去田虎、王庆而存破辽、平方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调梁山好汉以“护国安民”为宗旨，并且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总之，《水浒传》的文本构成直接决定着其意义。应当说金圣叹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腰斩《水浒传》，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第七十回的批语中说：“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按照金圣叹的意见，让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破辽、平方腊，就是“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就是宣扬强盗也有忠义，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因此他要将七十回之后的内容全部删掉。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百回本《水浒传》的题旨，必须改动其文本，这不恰好说明了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其意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吗？这种关联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对已有故事即各位好汉上梁山的行迹，写定者竭力强化其义气的内涵，或纳入英雄豪杰屡遭嫉妒迫害的框架之内；其二，对全书的文本构成，写定者鲜明地以“忠奸之争”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尽管这两个方面磨合得还不那么理想，以至于造成了对其意义诠释的分歧和争议，但只要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比较，其文本的构成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是不难把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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