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考查了康有为的一些主要论点，发现这些论点都是站不住。下面我们再来谈崔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提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这对于《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里说这是刘歆窜入，但没有举出理由。崔适《史记探源》(卷四)赞成康说，并且举出七条理由来加以论证。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里说崔适“胪列七证，层层驳诘，语语精当”，说由此“知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不足据，则《左传》原本之为《国语》益可断定”。崔适这段文字在“《左传》辨伪”问题上，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因此应当作一番研究。

    先录《十二诸侯年表》的一段原文：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年，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崔适认为从“鲁君子”起至“为《吕氏春秋》”止126字“皆为刘歆之学者所窜人，当删”。他列举七证：

    《七略》日：“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与此表意同。《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原注：详下)。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证一。

    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中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证二。

    刘歆誉《左氏》，所以毁《公羊》。此表下称董仲舒，无由先誉左丘明。贾逵曰：“《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原注：逵此说，非实也。《左氏》以兵谏为爱君，可谓不任权变乎!《公羊》谓君亲无将，将而诛，不可谓不长于君父也。)《太史公自序》：  “余闻之董生云：‘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变事而不知其权。’”此说正与逵之称《左氏》义相反。若此篇亦以“惧弟子失其真”称《左氏》，则“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不犹助敌自攻乎!证三。

  《刘歆传》曰：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夫日“歆以为”，则自歆以前未尝有见及此者也。乃此纪与《七略》皆曰：“左丘明惧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安意失真”者，即“好恶与圣人不同”之谓。不失其真，即“同”之谓。如太史公已云然，即谓左氏与圣人同矣，安得云“歆以为”耶!证四。

    歆让太常博士书日：“或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如此表已云“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证五。

   《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然则“左氏”其氏，“明”是其名，有《国语》而无《春秋传》。《七略》称“丘明”，此表日“左氏春秋”，则左氏而丘明名，传《春秋》而无《国语》。止此四字，与《自序》相矛盾，与《七略》若水乳。证六。

    此表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后皆取自《春秋》。《吕氏春秋》非纪年月日之书，复何所取。铎氏虞氏，其书今亡，弗论。要自后人杂取四家书名，从中插入，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言隔断。不然，虞、吕世次在孟、荀后，岂其书亦为孟苟所捃摭乎!证七也。

    这是崔适所举的七条理由。七条理由中，证一和证二可以并在一起讨论。证一是用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根据了《七略》)和《十二诸侯年表序》对照，二者文意有相同处。按常理说这应当是《七略》抄《年表》，崔适却认为是刘歆将《七略》文字窜人《年表》。他的理由是：《七略》“上下文意相联”，《年表》“上下文意相背”。所谓“上下文意相背”，就是“证二”所说的“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矛盾。

   其实细按文意，二者并不矛盾。  《年表》是说孑L丘作《春秋》，对于其中所含褒贬深意，只能向弟子口授，不能用书面表现出来。左丘明是“鲁君子”不属于“七十子”之列，他怕“七十子”根据口授相传，会要走样(“失真”)就收集史料，写成《左氏春秋》，记载事实，帮助人们研究《春秋》所褒贬的本意。《年表》的意思很清楚：作为“七十子”以外的左丘明，没有“口授其传指”，他的《左氏春秋》，只是“具论其语”。“论”是撰述之意10。“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就是根据史料，备述历史人物的言与事11。这正是司马迁对《左氏春秋》的一贯看法，他认为《左氏春秋》是史。这哪里有什么上下文意背谬呢?

  《七略》抄《年表》，作了一些改动，添进了一些文字，如《年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七略》改作“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七略》改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对刘歆的古文经学说来，这是两处关键性的改动。它的目的是告诉人们：(1)孔丘作《春秋》，左丘明曾经亲自参加，暗示左丘明最懂得孔丘的褒贬之意；(2)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这两点意思，《年表》里都没有，正好说明《年表》没有经过窜乱。如果刘歆真是窜改《年表》，为什么不改得和《七略》一致呢?

    崔适的证三，实际是将今文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强加给司马迁。崔适把《左传》和《公羊》看成势不两立，把司马迁和刘歆混为一谈。他认为刘歆“誉《左传》”，是为了“毁《公羊》”；司马迁既然称赞《公羊》家董仲舒，就不应该“誉《左氏》”。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刘歆是刘歆，司马迁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说成一样?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史家，他跟董仲舒学《春秋》，也从孔安国“问故”，没有今古文门户之见。司马迁对于左丘明，是赞扬他的“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对于董仲舒，是称道他的能“推《春秋》义”，着眼点不同。在司马迁看来，这都是可佩服的。

    崔适在“证三”里还把东汉贾逵之说引了来，认为贾逵说过“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而司马迁赞成董仲舒的“知《春秋》”则“守变事”而能“知其权”，和贾逵之说相反。这也毫无意义。司马迁怎么能够知道一百余年以后的贾逵之说呢?至于“‘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此语很费解。“知权”是指“为人臣者”处理事情的方法而言；“失真”是指孔丘弟子背离《春秋》本意。二者各不相涉，不知崔适何所谓而云然!

    崔适的“证四”也很牵强。他引《刘歆传》中“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句，说《年表》里“惧失其真”，就是表明了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之意。司马迁既已说过，就不能再说“歆以为”。而《刘歆传》里说“歆以为”，可以反过来证明《年表》里那一段为伪。这个论证很奇怪。(1)“惧失其真”，不等于“好恶与圣人同”；(2)即使司马迁曾经“以为”这样，为什么刘歆就不能再这样说?(3)《刘歆传》全句是“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谷梁、公羊，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所“以为”的，有这么多内容，这和《年表》并不重复，崔适却只截取小半句，把其余的都删弃了。

     崔适的“证五”是他误解了《十二诸侯年表》。《年表》里说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意是说《左氏春秋》和《春秋》相辅而行，并不是《左氏春秋》为《春秋》作传。而且《年表》里是把《左氏春秋》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并列的，那些书都不传《春秋》，显而易见。因此，刘歆当然不能引太史公言来和太常博士辩论。这点刘歆知道得很清楚，太常博士也很清楚。

    崔适的“证六”，牵涉到左丘明姓左还是姓左丘的问题。这似乎是两说，两说实际都没有错。司马迁称“左丘失明”，这可见左丘是氏。但为什么又说《左氏春秋》呢?“《左氏春秋》”是旧称，和《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复姓简称单姓，古有此例。如春秋时鲁国臧孙氏又称臧氏，季孙氏又称季氏。“左丘氏春秋”简称“左氏春秋”，并非不合习惯的。至于《七略》称丘明，这或许是由于相沿已久，在人们印象中，认为左丘明就是姓左了。何况文人弄笔，故意截搭，如“马迁”之例，原不足怪。司马迁于书名取旧称，于姓则仍称左丘，并非矛盾。《七略》在左丘明姓名上发生讹变，也并非不可解释。把二者扯在一起，作为“辨伪”的理由，太牵强了。

    崔适的“证七”，说“鲁君子”以下126字是被“插入”篇中，“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意隔断”，这是误解文义。上下文诚然都是讲《春秋》，上文是讲《春秋》的产生和它的意义及传授，“鲁君子”以下一直到“颇著文焉”，是讲《春秋》的影响：孔子作《春秋》以后，陆续又产生了《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还有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著书，也都采用《春秋》；汉代张苍和董仲舒，对《春秋》也做出了贡献，——全文的大意就是如此。行文完全合乎逻辑，有什么“语意隔断”之处呢?如果删去126字，倒是文气不连，不相衔接了。

   这里我们就康有为和崔适所主张的《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的主要论点做了一番考察。康有为和崔适都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都是就一些有关文献来推论。推论的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总得大体结合客观事实，力求能符合事物本来面目。他们立论很大胆，而论证却是很脆弱。如崔适断定《十二诸侯年表序》中126字为刘歆窜入，列举七证之多，细按起来，漏洞百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论述也是如此。这里所举出的是他们两人著作中的几段著名文字，它们常常被人称引，影响很大。这应当算作“刘歆伪造说”的基础吧。对它剖析一番，是很必要的。凭他们这些理由，无论如何得不出刘歆伪造的结论。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的论证。康有为和崔适关于《左传》的论述，到了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随着学术界疑古辨伪之风兴起而受到很大重视。辨伪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古书中确有不少伪书，还有许多书中有后人窜人的篇章或段落和个别文字，这些都要加以辨别。这是科学地整理古籍的一项不可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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