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康有为之说在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学者在论著里纷纷采用它。如傅斯年《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一文中12，一则日：“我们用佐传》证《诗》、《书》，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来是西汉晚年的事”；再则日：“《左传》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句显然是古文学者从《国语》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郭沫若同志在《论吴起》13里也说：“本来《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掺杂己见而伪托的。”其他在有关《左传》论著里采用康说的，不列举了。

  还有人从天文历法研究上来支持康有为之说。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在本世纪20年代发表的《由汉代之历法论(左传)之伪作》14及《中国古代历法概论》15等论著就是如此。饭岛忠夫的基本论点是汉代的历法为西方传人说。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天文历法，不可能达到《左传》里面所记载的发达程度；汉代的太初历，是西方历法传人发生影响的结果。他认为《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是刘歆根据汉代天文历法知识逆推而伪撰的，说《左传》和《国语》是从《左氏春秋》“润色而来”，“《左氏春秋》(一名《国语》)”已“弗传于今日”。饭岛忠夫的汉代历法西方传人说，遇到了他同时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的反驳。随着《五星占》等地下材料的发现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深入，饭岛忠夫之说不攻自破了。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坦《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其中第二章第二节提出《国语》和《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为刘歆伪托。刘坦没有进一步论断《左传》一书为刘歆伪作，这还比较审慎。但是，刘坦的论证也是错误的，《左传》里的岁星纪事，和刘歆不发生关系。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关于岁星纪事问题”一段中论述。

    去年12月，《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徐仁甫同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重新提出《左传》为刘歆作的问题。《春秋事语》的释文，见1977年《文物》第一期。全书存16章，每章字数自百余字至二百余字不等，都是摘录春秋和战国初期的历史故事，大部分是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为主。其中评论有的是当事人或同时人说的，有的是后来的人说的。故事的来源有《左传》、《谷梁传》、《管子》等，但不说明出处，也不完全是照抄原书。

    针对《春秋事语》中许多章的故事和《左传》相同而在文字上和部分内容上存在着差异，徐仁甫同志断定为《左传》因袭“《春秋事语》所采的原书”，而不是《事语》采《左传》，从而得出结论说《左传》为汉人所作，作者是刘歆。

    徐仁甫同志的理由是：

    (一)“《春秋事语》其事实多见于《左传》；但其词语则多不见于《左传》”。“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十六)，医宁日，即竖曼日，其语见于《管子·大匡》。《左传》虽然采《大匡》之事。但省略竖曼之语。可见《左传》作者虽然见《春秋事语》所采的原书，也只采其事实，而省略了它的词语”。

    (二)“《春秋事语》(四)，东门襄仲杀嫡而佯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襄目(负)人日：‘人必死’，……《左传》文公十八年作‘公冉务人止之日，人必死’，《左传》作者在‘日’字的上面添‘止之’二字，则公襄目(负)人说话的意思，先就明确了是止之不死。这种引人的语言，先以一二字表示其主旨，无疑是很好的办法。《左传》作者在《左传》中常常用这办法”。徐仁甫同志还举出《汉书·艺文志》也用这个办法，说：“从这种行文规律看，我们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春秋事语》的原始作者没有见过《左传》，若见到《左传》，他绝不会删去‘止之’二字。二是《左传》的作者，从这儿可以推测了，因为《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写的，《七略》的行文规律既与《左传》相同，那么《左传》的作者，不是刘歆，又是谁呢?”  (三)“《左传》用语，优于《春秋事语》；《春秋事语》的原文作者，若见过《左传》，何以不用《左传》的词语呢?”“文章也譬如莺迁：只有‘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决不会‘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徐仁甫同志的论证，似乎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有两部作品，其中一部采用了另外一部，要推测它们谁采用谁，可以从语言上的优劣判断。后出者总比前人之作强：后出者的语言应当更周密；前人之作的优点，后出者都可以吸收；前人之作的芜蔓或不合需要的东西，后出者可以删除。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如果前人写的是一部优秀作品，后来者是一个庸手，当然不能超过前人，前人的优点他未必能学到。即使同是优秀作家，后来者也未见得处处比前人好。《春秋事语》的全貌虽然不可得知，但从残存的16章看，不是出于高手。张政烺同志的《(春秋事语)解题》16说它“显得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它的编者大约是个头脑冬烘的教书先生”。张政烺同志认为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课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做准备。这些论断都是符合这部书的实际内容的。它出现在《左传》之后，怎么能要求它的语言胜过《左传》呢?它摘抄群书，不能字字照抄，因为它的每章字数一般在二三百字以内，还要有评论。为了压缩篇幅，不得不尽量删削，文字往往显得不顺畅。

    《左传》的作者是一位语言大师，确是做到了“极其重视文法”，“文理鲜明”。但《左传》的文法并非超越了它的时代，像“止之日”这样的语法，并非要到汉朝才有。《论语》里面就有“夫子矢之日”(《雍也》)、“子路不说日”(《阳货》)一类的句子。《左传》的用语即使有的和刘歆相似，也并不能证明《左传》为刘歆所作。刘歆爱好《左传》，用语上受它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

    《春秋事语》的出土，对于《左传》为刘歆伪作之说增添了一条反驳的证据。《春秋事语》十六章中，有十三章的故事见于《左传》。虽然它兼采群书，对一些故事作了改写，使人不能容易断定它采自《左传》，但有些章中，直接采用了《左传》的语句。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中几句：

    禁之，不可；怒而归之，未之绝；蔡人嫁之。

和《左传》僖公三年以下几句大体相同：

    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究竟是谁抄谁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事语》这一章章末有两句：

    桓公率师以侵蔡，蔡人遂溃。

《左传》僖公四年为：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

《左传》写明“以诸侯之师侵蔡”。这是记述历史。如果本来只是像《事语》所说的“率师”，它不能妄添“诸侯之师”。《事语》只着眼在评论蔡国嫁女绝齐事，不必管他齐侯是否用“诸侯之师”，所以它可以省略成“率师”。由此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事语》根据《左传》。

    又如《事语·长万宋之第士》章中几句：

    君使人请之，来而戏之，[日：“始]吾敬子，今子，鲁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长万病之。

和《左传》庄公11年“乘丘之役”章中几句比较：

    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日：“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除了把“宋人请之”改成“君使人请之”，把“靳”字改成“戏”字，以及在“病之”上加主语“长万”外，其余文字几乎全同。这些改动，是为了通俗易懂。这显然是摘录《左传》的故事来加以评说。这两章中《春秋事语》采录《左传》的痕迹宛然可见。据《春秋事语》的《释文》考订，“书中不避‘邦’字讳，抄写的年代当在汉初甚或更早”。它里面采录《左传》，说明《左传》在汉初以前确实在流行。这件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战国秦汉间《左传》的流传状况，是有帮助的。

    三、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左传》这样一部先秦著作说成出于西汉刘歆之手，这种奇怪的结论，是用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在一些持此说者的论著中，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否认客观，颠倒事实。过去有的学者如刘师培等曾经举出战国、西汉一些书中引用了《左传》中的一些故事和文字17。如《韩非子·奸劫弑臣》引“楚王子围杀君”和“齐崔杼杀君”二事，称“《春秋》之记日”，故事和《左传》大体相同。贾谊《新书·礼容》篇引“鲁叔孙昭子聘于宋”事，其中“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已失(《左传》作去之)，何以能久”，字句和《左传》昭公27年全同。西汉的诏令、奏疏以及其他著作里袭用和概括《左传》辞意处，举不胜举。持刘歆伪造说者都一律否认。   

凡是战国、西汉文字和《左传》相同或相似之处，持刘歆伪造说者不外是用两个办法来抵挡：一是说二者都根据了“《国语》原本”，而这“《国语》原本”在古代记载中连书名都是影子也没有的，你当然没法去查对；二是刘歆窜入。这两个办法在解释《史记》和《左传》的文字相同之处时表现很突出。《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一些“本纪”、“世家”、“列传”里都大量地采用了《左传》，凡是读过《史记》并且读过《左传》的人都会深刻感到。如果作一番细致的工作，把《史记》采用《左传》之处，和《左传》原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司马迁对一些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使它更加明白易懂，也和他采用《尚书》的作法一样。可是一些坚持刘歆伪造说的人极力否认这个事实。他们解释二者文字相同之处，在用第一个办法讲不通时，就用第二个办法。他们把分明是《史记》采用《左传》的地方说成是刘歆将他的“伪《左传》”文字窜入《史记》，任意颠倒，无理可说，而他们却是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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