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讲，帛书《易传》与通行本《易传》在思想上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帛书》中的有些内容对我们全面、深入理解通行本《易传》中的许多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思路，为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易》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契机。与通行本《易传》一样，帛书《易传》所涉及的思想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就性情思想这一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帛书《要》篇的性情思想研究
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要》篇把《周易》的作用看得非常大，它写道：“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第15-16行）[①]“不得其志，以成其虑”是第一个作用；[②] 为了“作”，“讳而辟咎”是第二个作用。[③] 但是兴《易》的前提必须是“仁”。也就是《要》篇第８行所说的“巫之师□□□□□□无德则不能知《易》”。《要》篇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探讨“《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第17行）在讲我与巫、史在运用《易》时的区别。因此，第8行虽然掉了六个字，但是其上下文意大致还是猜得出来的，是在说“巫之师”与探求《易》之义理的人是不同的。“无德则不能知《易》”的说法，也就是张载所云“《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④] 的意思。《要》篇第７行有“行其义，长其虑，修其□□□□□□□□□□□□□□易矣。若夫祝巫卜筮龟……”又是将祝巫与哲学家相对而言，在比较之中来讲如何从义理上使用《易》。所以根据上引15、16行的内容，再根据“若夫祝巫”云云者，可以推测得出来，“行其义，长其虑，修其……”的后面，紧接着的应该是一个“德”字。[⑤] 诚如是，则“义、虑、德”之间，还有一种不断递进的推动关系，无“行义”之举则无真正的“长虑”，“行义”是为了“长虑”；无“长虑”则无真正的“修德”，这是从“行”上讲；反过来说，无德则无虑，无虑则无行，这是从“知”上讲。由于文本的行文顺序本身是前者，故强调的是“行”高于“知”。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个奉行实践理性的人，所以，从文本思想的内在脉络上来讲，《要》篇确实是记载了孔子本人的思想，这算是一个佐证，[⑥] 同样性质的文句在《要》篇中还有：“危者安其立（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第9行）“逊正行义，则人不惑。”（第14行）为人而“不惑”是《论语·为政》中的一个著名话题（四十而不惑）和人生境界。
从性情思想的角度来考察《要》篇，剔除通行本《易传》中已经具有的成份，笔者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夫《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第15行）瞿为惧；忘为妄；[⑦] ，不见于各种字书。根据上下文意，愚，并非愚蠢，而是愚妄、倔强。如是，则“”当为机巧、奸诈义。而“”则为“诈”。[⑧] 这段文字的首要贡献在于用“刚”、“柔”这两个概念直接、明确地描述、形容或界定人的性情。通行本《易传》以刚柔形容性情的地方不是没有，但并不是太直接，在那里，刚与柔主要是指万事万物之中存在着阴与阳、刚与柔两种对立统一的互动力量，其中包含了性情，但并不仅仅是性情。而《要》篇中的“刚”与“柔”语义十分明确，“刚者”与“柔者”指的是在性情上表现方式不同的人。因此，这对我们理解通行本《易传》的人学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要》篇看来，《易》的作用在“行其义，长其虑，修其（德）”，因此，在真正的原始儒家那里，《易传》主要是一门关于德性的学问，是人学，而不是所谓的“宇宙规律”之学，于是《易传》中的“刚与柔”，本来一开始就是从人的性情出发，逐步扩展，推而广之到其他领域的。如果不认识到这种根源性的思想，我们就无法深入地理解《易传》。
当然，第15行的这一组判断之中心思想，是要用六十四卦的卦爻体系来矫正人的性情之偏，走中和的道路。刚者使知惧，是去其莽撞；柔者使知刚，是去其怯懦；愚人为而不妄，是使人增长智慧，不走极端；人为而去诈，是使人去掉奸诈之心。刚者知惧，谓不滥用其锋，自存而致命；柔者知刚，谓培护心志，养君子之大勇大仁，奋进以邃志也。与愚而不妄，而去诈一样，都必须“修其德”，修德是这四者的根本。“无德则不能知《易》”（第8行），此之谓也。孔子在过去已经向弟子们传授了“德行无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第13行）的思想，是反对占卜问吉凶，遇事求神灵的做法的，也就是《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意思，认定只要“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所以，现在研究《易》的目的，也是与巫史之人大不相同的：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名数而达乎德，又（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事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第17-18行）
赞而不达于数，谓之巫；数而不达于德，谓之史。史与巫都不能真正理解《易经》卦爻的玄机，“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我与他们同涂而殊归，德行以求福，仁义以求吉，“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守仁、行义，自然不迷不惑，大吉大利。
然而，“夫《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的正面意义，主要还是在于用六十四卦之阴阳相推、刚柔相荡的模态来矫正人的性情。所以，笔者以为，《易传》的根本精神还是在于与《论语》一致的尚“礼”精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仍然是《易传》最根本的本质。《礼记》云：“孔子恶野哭者。”（《檀弓上》）说的是要用中和之道来节制丧礼之中的悲情。当然，《要》篇的这一组判断还有更为深远、广泛的意义。章太炎云：“人情所至，惟淫泆搏杀最奋，而圣王为之立中制节。”[⑨] 也就是说，《易》的中和、中庸精神，对刚者、柔者、愚者、者都有指导作用。
既然《易经》之卦爻体系对刚者、柔者、愚者、者，都有指导作用，换句话来讲，孔子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进行中庸之道、中和之礼的训练，因为，人出生之后，并不是天生的“性善”，而是“可以善，可以为不善”。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第一，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本来包含着性善、性恶两种走向，它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性；第二，孔子极为重视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特殊个体的独立性。《论语·子罕》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判断，可以与此互相发明。不论是重视教育还是重视人的独立性，都蕴含了丰富的现代人学资源，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学习。
《要》篇在性情思想上的第二大贡献，在于站在天道、地道、人道上下一体的角度论损益之道。孔子云：“损益之道，是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胃《易》道。”（第20-21行）如果我们对《论语》和通行本《易传》的内容十分熟悉，再反复咀嚼《要》篇的思想，我们会发现，《要》篇“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第17-18行）的表述，是从天道、地道、人道之阴阳、柔刚、上下、八卦的宏大背景下发出的，与“乐天知命故不忧”的思维定式是完全一致的。“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是说天道有常，阴阳、柔刚往来反复，有其自身不可抗拒的规律，因此，审察损益之道，足观天地之变的人，就不会轻易地得之喜，失之忧，他会以平易、舒坦的胸怀，来面对春夏秋冬的更替，吉凶悔吝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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