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说，诚可谓是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具有着十分重大的先导意义。 

二  弘扬历代的疑辨精神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与考据学方法紧密相连的是历代疑辨的精神。揆诸史实，疑古辨伪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孟子就曾声明：“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19](P959)他并且还对所谓“血流漂杵”之说提出质疑。到了汉唐，疑古辨伪之风更是勃兴。如《汉书•艺文志》在著录书目中就直接注明其中包括“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在《论衡》“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中，也针对古书多有辨正。此后，隋僧法经更在编撰《众经目录》时别立“疑伪”一门。而唐代刘知几也在《史通》中辟有《疑古》、《惑经》等专篇，柳宗元亦证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伪书或后人杂作。 

时至宋元明，疑古辨伪风气愈形大开。譬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老子》。此外，陈振孙、晁公武二人，也分别在《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中指出了不少伪书。至元代，则有吴澄《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迄明代，宋濂更撰述《诸子辨》，专力于诸子伪书的检讨；方孝孺亦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梅鷟也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而胡应麟《四部正伪》一书，则更堪称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清代，疑古辨伪之风愈炽。清初姚际恒撰《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对群经多所疑辨，复详列伪书百余种。继其后，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乃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之部分为刘歆伪窜；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当然，清代辨伪最力者，还当属崔述。他在《考信录》中，对于先秦古书，除了《诗》、《书》、《易》以及《论语》之一部分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 

很显然，中国古典学术史上这种不绝于缕的疑辨传统，正是“古史辨派”崛起的源头。对此，顾颉刚曾明确解释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12](P197)。他并且还表示：“疑伪之事既已开了头，便遏束不来。好像长江、大河挟了百川东流，势极汹涌，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我们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导它的下流，使之归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12](P158)直到晚年，他仍强调说：“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12](P216) 

诚如顾颉刚所自述，“古史辨派”的指导思想，确实深深植根于历代疑古辨伪的传统。 

第一，“古史辨派”继承了宋代学者的强烈怀疑精神。 

诚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宋学”通常意味着对思想解放的某种禁锢。不过客观来看，它在初起阶段，却具有着十分强烈的怀疑精神。如张载便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20](P286)而朱熹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21](P186)他甚至还曾训导其门人：“诸公所以读书无长进，缘不会疑。某虽看至没紧要底事物，亦须致疑。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22](P2931) 

毫无疑问，宋代学者这种怀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古史辨派”。钱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便说：“宋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我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23](P1920)顾颉刚也声明：“宋代人的传道，其是非虽不可知，但宋代人的治学，其方向确没有错。我们现在正应该照了这个方向再向前走。”[24](P419)1954年12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又提及：“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25](P263-264)。无独有偶，胡适在1959年7月由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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