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古史辨派”也并不否认崔述对顾颉刚“层累说”的启发意义。胡适即曾说：“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世益晚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17](P192)他还提出：“崔述在十八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后信’的一把大斧头，一劈就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他的《补上古考信录》是很可佩服的。）……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了封神台上去！连禹和后稷都不免发生问题了。故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这是不须辩护的事实。”[18](P338) 

与此同时，“古史辨派”还在其它方面继承了崔述的学说。例如，顾颉刚在阐释自己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时，曾使用了所谓“下学”与“上达”的说法。他申明：“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12](P159)而这种说法恰是崔述所阐述过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曾自述：“述赋性愚钝，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于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于心性者。”[29](P16)两相对照，二人精神大抵相通。又如，崔述曾言：“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29](P4)而胡适在批评刘掞藜、胡堇人二人时，也曾经直接引述崔述此言[17](P195)。再如，钱玄同在讽刺那些相信“孔子书六经”者时曾引述了一个笑话，“两个近视眼看匾，甲说‘关常庙’，乙说‘阙帝庙’，其实匾还没有挂，哪儿来的字！”[17](P243)而这个笑话也正是出自崔述《考信录》中“瞎子断匾”的典故。 

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在基本理论与具体论证上，都继承了崔述的学说，曹养吾当时就说：“他（指顾颉刚——引者按）的思想来源，当然是多方面的，近代学术思想呀，师友的讨究呀……都是；而影响他最大的要算上述这个声名很小的东壁先生了。”他并且还指出：“就是现在胡适之先生、钱玄同先生、顾颉刚先生等治学，也稍有一些受他的影响：这是显然的事实。”[18](P411、406) 

总之，无论是宋代学者的强烈怀疑精神，还是清代辨伪学者的具体成就，都对“古史辨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顾颉刚曾经毫不讳言地表示：“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13](P246)他并且还概括说：“辨伪运动已经起了三次了：1、宋代——欧阳修、郑樵、朱熹诸人，因后人变入心性空谈而失败。2、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胡渭诸人，因后人变入迷信汉学而失败。3、现在——我们；不知将来如何失败。也许这次可以成功了！”[13](P241)显而易见，他自己也明确将“古史辨运动”视为宋、清两代学者辨伪工作的继续，并希望它能成功。 

[ 参 考 文 献 ] 

[1]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A].中国哲学（11）[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班固.汉书：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就《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A].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A].章太炎全集：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7]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M].北京：三联书店，1998. 

[8]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J].新潮，1919，（1）. 

[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岳玉玺等.傅斯年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0]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1]胡适.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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