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士无故不彻琴瑟，所以养性怡情。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 释。“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盖以其不足于中和之致也。
“琴”可以致中和，达到一种心平德和、修身正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 统音乐文化的代表，“琴”还具有其他手段所代替不了的功用，如琴人祝凤喈在《与古 斋琴谱》中曾说：
乐曲以音传神，犹之诗文以字明其意义也。然字义之繁，累之万千，乐音则止此五二( 五正二变之音)而已，该乎人事万物，而无所不备。其为音也，出于天籁，生于人心。 凡人之情，和平、爱慕、悲怨、忧愤，悉触于心，发于声，而即此五二之音也。因音以 成乐，因乐以感情，凡如政事之兴废，人身之祸福，雷风之震飒，云雨之施行，山水之 巍峨洋溢，草木之幽芳荣谢，以及鸟兽昆虫之飞鸣翔舞，一切情状，皆可宣之于乐，以 传其神而会其意者焉。是以听风听水，可作霓裳；鸡唱莺啼，都成曲调。琴具十二音律 之全，三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动 物情也。
关于“琴”的美学意义，历史上有多种看法，主要有两种代表性意见：其一，是《白 虎通》所谓：“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其二，是明人李贽《焚书· 琴赋》中所谓：“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
笔者认为，琴者，情也。传情以达志，借情以言性。“琴”不仅可以观风教，也足以 正人伦，调心志，谐伦理，平阴阳，诸般个体生命的感念都可借琴来抒发，所以“琴” 也就成为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必须。大众如此，知识分子也一样，因为“琴、棋、书、画 ”的行为实施对他们的主体价值标准将会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证明这样一个命题 ：审美与生活的同一。
人们常说，生活要有诗意，就是要把某种“诗意”的人文精神移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去。提倡艺术与生活的统一绝不意味着泯灭或消解二者之间的界限，恰恰是要从艺术 的审美活动那超现实、超利害、超越官能欲望的精神意绪中汲取意义。这样一种精神活 动源于人类感性实践的生命活动，展示出一种高级的人生境界，一种高于物质利欲生活 的情感世界。
“人生意义”往往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个体，或许终生都 难以索解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但并不妨碍人们于日常生活中去享受和领略高雅的人 生。人们需要于生活的俗常中来体验一种富有底蕴的文化境界，于个体的感性生命空间 中追求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审美化人生的存在。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体验生命、感受生活、把握过程。这绝不是什么消极的人生态度 ，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是一种乐观进取、认真把握和感受现时的乐观精神，一 种接续了远古珍视生命的优秀文化精神传统。也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体验到的瞬间才 可能化成生命情感的意义永恒。如此，我们就大略领会到一个看似玄妙实际上再简单不 过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原因正在于你我之间的生活艺术 化处理上。正是由于人们不甘于轻易地抛掷生命，才将自己的有限生命形式打上了更多 的情感意味。这种人生的游戏是健康的，是体现了个体生命圆融的一种审美化手段，它 有着现代人类学的丰富内涵，正像德国诗人席勒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 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游戏”，这一人类日 常生活的内容就这样包容了艺术和审美的意义，于是，就从一个日常词汇转换成为一个 具有哲学意义的形而上行为。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审美文化，而在这一审美文化的系统中，艺术 居于其中心，而在艺术中，以音乐为本体所形成的“乐舞精神”又贯通于整个中华艺术 各种不同的类型之中。既然如此，中华琴文化就于无形中塑型着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中的 人格特征，它整和了“器物论”、“功能论”、“表演论”、“观赏论”与“审美论” 的文化特色；表现了以“和”为体，以“韵”为用，以“境”开“心”的哲学理念；强 调了以人为本(“美”)、以器为用(“善”)、以物度心(“真”)的圆融意识；包纳了由 自娱(“个人”)而娱他(“群体”)的“乐教”精神；顺利完成了于“他律”的进化步履 中实现“自律”这一中华艺术精神之转换策略。
时至今日，了解古琴、能欣赏古琴艺术的可谓少之又少。基于以上文化意义的分析， 我们永远都不能把古琴仅仅当作一件博物馆的藏品。因为，琴文化参与塑型的中华文化 传统及人格特征一直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艺术载体变了，其精神内核却古今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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