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本文暂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学研究，由窥先生于子玄服赞之意。

【摘 要 题】史学家研究

【关 键 词】《史通》/张舜徽/《史通平议》

【正 文】
《史通》学，研究《史通》与子玄之学也。“刘氏《史通》之成，迄于今千二百余年矣。昔人以其诋诃前贤，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诸篇，尤为世所诟病。故其书始成，传习者少，而讹脱亦甚。”[1]“其书自浦二田通释出乃大体可读。”[2] 后，陈汉章、吕思勉、杨明照、程千帆、张舜徽、张振珮诸先生，各有所作，皆得名家，《史通》学由是乃成。张舜徽先生，当代著名文献学家，于《史通》“治之三反”[3]，撰《史通平议》，“书以评议为主，辅以考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4]。兹就是书，略述先生之研究。世有达者，幸督教之。
先生于《史通》极推重，谓其“造端宏伟，识议多精，虽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评弹之言迭起，终无有能夺其席者。”[5] 职是故，先生非但启导及门读史，先之以此书[6]，即己身亦“耽悦是书，治之三反”[7]。《史通平议》“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洵非无故也。
先生服赞之意，多借阐扬发抒，即刘氏起例发凡“于后世史学有启之功者”，“表而出之”[8]。试举其大较者论之：

　　　　(一)如子玄检论旧籍，其书遂为后人重之者。

《史通平议》卷一《六家》第一：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
舜徽案：《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尚书》家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又《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颜《注》云：“《周书》者，本与《尚书》同类，盖孔子所删百篇之外。刘向所奏，有七十一篇。”据此，可知西京校书之时，固视《周书》与《尚书》并重。顾自汉以降，学者已苦《尚书》难读，更无人理此艰涩之编。《隋志》列之史部杂事类，学者益轻忽其书。知几独推尊及之，实有发潜阐幽之功。自宋以来，诵习者众，皆刘氏表章之力也。
刚谨按：《周书》不显，亦“当与孔子删定《尚书》时摒弃本书有关，在西汉学重师承的时代，这《周书》也就藏‘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了(《文献通考·经籍考》)。以至于到南朝肖(笔者案：“肖”当为“萧”)梁时，‘文字零落，人莫能识。’(《南史·刘显传》)”[9]。“相传它是孔子删《书》之余，因而旧时学者对它多不重视，将其视同别史杂说，研究整理它的人非常少。”[10]《旧唐书·经籍志》但有“《周书》八卷，孔晁注。”目为“杂史，以纪异体杂纪”。《新唐书·艺文志》同。从知唐以前，治《周书》者固罕有其人。后之学者潜研是书，子玄实发其先声也。

　　　　(二)如子玄评议旧史，探得谛义者。

《史通平议》卷一《列传》第六：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
舜徽案：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大抵诸史列传，有专传，有合传，又有类传。专传、合传之法，相沿无改。而类传之例，因时损益。如马、班、范三史，同有《循吏》、《儒林》、《酷吏》诸传。范《书》又益以《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目。推之以下诸史，互有增减。如《梁书》之《止足传》，《新唐书》之《藩镇传》，《五代史记》之《伶官传》，《宋史》之《道学传》，《明史》之《土司传》，皆创立新题，为前此所未有。知几所云：“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足以尽之。
刚谨按：大抵类传之例，因时损益，犹目录学之部类分合，与时增减：皆学术与其时代之交相互动也。推之正史类传，又如《晋书》之《孝友》传，“唐代特别重视宣扬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晋书》时，特设‘孝友’这个类传。”[11] 又如《宋书》，“类传中有《恩幸传》一目，记载那些出身寒门因得到皇帝信任而登高位的人。魏晋以来，讲究门第，高门大族，世居显要。刘宋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乃信任启用出身寒微的人，让他们掌握机要大权，《恩幸传》的设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特点。”[12] 又如《明史》之《阉党传》，“《明史》已有《宦官传》，为什么又立《阉党传》呢？这是由于明代宦官，多窃有权势，官僚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与宦官相勾结，方能逞其私志。如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在宦官以外，党羽甚重，为害甚烈。《阉党传》就是专叙宦官的党羽为反映明代这一历史特点而设立的。”[13] 又如《清史稿》，“新增的《交通志》，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的情况。《邦交志》是记近代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的，为前史所未有。”[14]
夫岂史传所独然，请再试论以正史之志：《史记》八书，《汉书》则十志，合《律书》与《历书》为《律历志》，《礼书》与《乐书》为《礼乐志》，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而《艺文》一目，尤足徵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典籍猛增，文献积盛。又如《魏书》之《释老志》，“是魏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新增的一个志目，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15] 诸此种种，均可证子玄“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宜乎先生谓“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

　　　　(三)如子玄怀疑旧典，为后世考信派导夫先路者。

《史通平议》卷六《疑古》第三：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飘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其后《吕览》有《察传》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说。至王充《论衡》出，多抨虚妄，论述益广。若《语增》、《儒增》、《艺增》、《书虚》诸篇，言之甚备。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笔者案：“旧”当为“久”。)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杨倞《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史通平议》卷六《惑经》第四：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舜徽案：以知几此言观之，知《史通》中《疑古》、《惑经》之所由作，乃遥承王充《论衡》之绪，而续有发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录》，复自言推广《史通》之意而作。详崔氏《考信录释例》。可知《疑古》、《惑经》二篇，实上绍王充，而下开崔述，一脉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举取士，代圣贤立言。论人者惮闻周公、孔子之非，说经者惧言《尚书》、《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诟病。则亦拘墟之见，未可与语乎通方耳。
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经术，欲以据事直书之例，妄绳受命制作之书，何异北辙南辕，方枘圆凿。”[16]
但寿法《通解惑篇》：“唐刘子玄覃精名理，三为史官，拘牵时议，志不获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铨综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独其惑经一篇，狃于一尊之见，不晓列国之情。夏虫语冰，贤者不免。”[1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窃尝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瑞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18]
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弑，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徵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纪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徵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19]
魏应麒先生《中国史学史》：“古人作述，‘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虽使是非纷淆，真伪无别。关于此例，更仆难数，《史通》中《疑古》《惑经》二篇，即详言其事。《疑古》举十条以示其怀疑，《惑经》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经》)问不蹈虚，谳皆切实。于是知几从而断之曰：‘为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详言之，即采辑时范围不可不广，否则无以见其会通，难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时诠择不可不严，否则将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伪。故知几以为二者虽‘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辑史料既宜广而又当诠择之说也”。[20]
吕思勉先生《史学四种·史通评》：“此篇(笔者案：《疑古》篇)于经学虽疏，然其论史眼光，自极精锐”。“此篇(笔者案：《惑经》篇)宗旨与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盖前篇论经所载事之不足信，虽乖经义，有裨史识。此篇专攻《春秋》体例之不合，而又不达《春秋》之例，则悉成妄语矣。”

又其《广疑古》篇：“刘子玄疑古之说，后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识者也。[21]
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刘知几对于古代的中国史怀疑，他说：‘倘若魏晋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这样一讲，就对全部历史泛起了一种虚无的看法。那是一种极刻薄、极轻浮的虚无主义。人物无贤奸，历史无定准，特别是到了近代，我们讲历史的人，又特别喜欢疑古，‘疑古’成为近人治史一大运动。刘知几《史通》这部书，遂成为近代人之同调，近代人之先觉。中国古人早巳如此讲了，岂不为近人一安慰、一鼓励。刘知几《惑经篇》说：‘春秋之义所未喻者七’，又说《春秋》有‘五虚美’，《春秋》并不这样好，只是后人虚美了它。又说：‘王充问孔，论语备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他很高兴王充《论衡》里的《问孔篇》对《论语》加以许多批评，而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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