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Richard Langois (1986c: 4)所指出的，Veblen的批评的讽刺之处在于，恰恰是他的攻击目标之一门格尔，“为非常富有成效的研究演进的和制度性的（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像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把看不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之间的分歧一样，Veblen也把边际革命学者看成铁板一块，结果，Veblen就从来没有认识到，他所攻击的人性观念，与其说是门格尔的，倒不如说是Jevons或Walsras的(Jaffe 1976: 521)。

再来看看我们前面所探讨过人类形成于制度的思想，则这种观点就更显豁了。显然，根据这种制度的观点，人类绝不可能是原子化的，超级理性的（ hyper-rational），一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ers）。相反，参与者正是他们运作于其中的制度的产物。我们毋须为这些加之于我们的限制而徒然伤悲，或者幻想某一天我们可以摆脱一切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完全自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同样是那些限制约束，事实上却是解放的力量。在一个知识总是分散的、零碎的和默会的世界上，制度是形成任何一种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人类永远是社会的产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建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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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人并不秉赋什么超级理性，相反，他们总是出错，并且常常是短视的，时时需要他人所拥有的知识的指导。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是具体的（contextual）、零碎的、靠不住的、且常常是无法言传的。如哈耶克晚年著作所提出的，即就是他们的理性能力本身，也是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s） (哈耶克 1988)的产物。Jaffe (1976: 521)对门格尔思想中人的描述就合乎这一传统：

如门格尔所观察到的，人，远不是什么利益的算计者，而是某种装模作样的、老出错的、消息闭塞的被创造物，饱受不确定性的折磨，永远在诱人的希望和无法忘怀的恐惧之中徘徊……

在这三位思想家的著作中，人类绝不是原子化的，也绝不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事实上，批评者所谓的“原子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如果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脱离其他人或是人类制度而存在”，那么按此一传统思想家所持上述对人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976 [1759])中，斯密指明人类道德的基础正是同情的能力。门格尔所理解的人则是由他运作于其中的制度性条件（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所塑造的。在哈耶克那儿也很明白，人并非Veblen的批评所总结的是互相隔绝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者。

哈耶克 (1946: 13)写到，苏格兰伦理学者讲到“利己”这个词时是指下面的意 思：

但是，这些词[自爱或自利（self-love or selfish interests）]并不是指狭义的自我中心，而是指某个具体人的比较直接的需求。“自我”实际上是指一个人要关心照顾的对象，理所当然地就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如果也包括该人事实上关心的任何人或事，当然也没有什么区别。

紧接着，哈耶克 (1946: 14)又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人是利己的：

比这种道德态度远为重要的……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知识上的事实，对此没人可以改变，它也足可以构成个人主义哲学家得出结论的根据，这一事实就是，由于人的知识和兴趣受到制度的约束，他只能了解整个社会的极小一部分，能促使他行动的，就是他的行动对他所熟悉的领域（sphere he knows）产生直接的影响。

“他熟悉的领域”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家庭、朋友之类的东西，而绝不仅仅只指狭隘的“自己”。“他了解的领域”这一洞见也可以追溯到斯密，他分析了人们如何与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和不怎么熟悉的人打交道。在我们与自己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打交道时，我们会很容易地就能预想他们的感受、反应，并且能很容易作出相关的反应，而当我们跟陌生一些的人打交道时，就没有这种轻松了。

不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他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一点也不迷信人类的理性能力。事实上，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倒是坚信我们的不可避免的无知。恰恰因为我们的知识只是尝试性的、零碎的和不可言传的，所谓我们才需要依靠自发演进的社会制度，才能生成社会之秩序。自发形成秩序的过程就是交流沟通的过程，它能使我们超越我们对于世界的的非常狭隘的和片面的看法，而得以运用他人拥有的同样是狭隘、片面，但却跟我们的不同的知识。因此，在苏格兰传统中，最具有的“理性”的，并非是个人，而毋宁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

作为一种政治立场的自由主义

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有时又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今天则被称为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它主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国家财富”（ the wealth of nations），个人也毋须随其他方面进步而改进，国家所要承担的，仅仅是保障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超出这些界限的国家敢于都只能起反作用，只会侵犯那些权利，只会妨害人们达到他们自己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 换句话说，国家干预只会给人民添乱。

有趣的是，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古典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这种传统中的思想家，主张先验的天赋权利观的相对来说少得多。现代的极端自由主义大部分可溯源于属于英格兰启蒙运动的洛克和霍布斯，他们坚持这样一种权利论： 国家干预是恶的，因为它侵犯了个人从事某某的权利（one's right to X）。在很多这类自由主义者看来，人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极端自由主义所确定的那些个人的权利，因此，国家干预本身就是恶的，因为它不道德地侵犯了那些权利。

但是，在苏格兰传统思想家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对错，而在于结果。斯密主张自由贸易，乃是因为它是增进国民财富的途径，依乎此，可以改善民众生活。门格尔.也几乎没有谈论什么权利，当然更没有谈起过自然权利。像斯密一样，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于市场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改进人类生存状态。哈耶克经济学上的导师Ludwig von Mises比哈耶克本人更热衷于抵制国家干预，但也曾把边沁谈论的自然权利 斥之为“废话连篇”。哈耶克本人 ，一直在苏格兰传统的休谟的经验主义与德国一系的康德看重自由与普遍化的规则之思想遗产间苦苦挣扎，但他也很少棗如果不是从没棗谈论权利。[7] 在这一传统中，主张自由市场、坚持表达和结社自由及国际和平，可以说都是实用主义的（consequentialist）：让自发形成的秩序自行发挥作用是可欲的，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导致的结果，会是一个比之进行选择更繁荣、幸福的世界。

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政治指导原则就是，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也承认我们设计出解决社会问题的严密方案棗不管是使用的还是想象的棗的能力之局限性。一种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却把理智和理性的有限性确立为立论之基础，这可能有点讽刺意味，然而，此一思想却可以远溯到休谟，他声称希望“运用理智削减治理之诉求（use reason to whittle down the claims of reason）[8]。在启蒙运动的理想中，最糟糕的一桩就是，不适当地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领域，尽管这些方法在自身领域那很有力也很有效。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思维并不适于解决人类的难题。社会领域是由人的主观评价构成的，常常是基于他们对时时间空间的不可言传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常受他们互相冲突的价值的左右。以为人类均等地受制于环境和历史，因而可以设计出某种严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使用于千百万人的方案， 显然就越线了。

相反，人只能依靠那些充满细节的、具体的知识，才能更精确、更有规则地满足他们周围人们之需求，作为这种人类活动之结果的人类社会解决方案，必然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苏格兰传统思想家主张，如果我们允许多种市场与文化力量通过竞争来形成解决方案，我们就可以依靠自发形成秩序的反馈过程，来清除错误，而让那些可以更好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式茁壮成长。

斯密、门格尔的自由主义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哈耶克曾卷入了一场伟大的学术争论，即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社会主义下经济核算的可能性的争论，正是这场论战把哈耶克带入自由主义的学术与政治传统。

为了回应马克思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和Otto Neurath等20世纪社会主义者，, Ludwig von Mises 1920年发表了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核算问题的文章，从而挑起了论战。Mises指出，由于没有生产工具的私有产权，社会主义的计划人员，不管是一个小集团，还是经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组织，都无法确定他们利用资源的方式是否有效。Mises的观点是，由于缺乏资本的私人所有，因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品（capital goods）市场，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价格，这就使计划人员手里少了决定生产什么东西和如何生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当不得不决定如何用某一笔特定的资本品来生产消费品，或者是生产某种特定的消费品要如何安排资本品，这时，由于没有通过私有财产的交换确定的市场价格，计划人员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米塞斯的观点直插那些声称计划经济具有生产力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者的要害。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说，市场是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的，与此相反，米塞斯的论证则揭示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如何通过运用市场价格来指导其决策而创造出了秩序。

哈耶克及当代继承苏格兰传统的经济学家后来完善了这一观点，强调了我们在前面讨论作为一种研究纲领的自由主义时提到的同样的认识论问题。他们的观点是，政治程序试图干预市场时必须明白，对于构成市场的错综复杂的细节、背景和默会知识，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掌握。斯密 (1976 [1776]: 448)在论述看不见的手后紧接着一段写道： [9]

到底应该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到那个产业、应该生产什么东西才能使这些资本具有最大价值，很显然对于这个问题，处于具体环境中的个人的判断，要远比任何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替他做的判断更高明。政治家设想可以由一个权威机构进行这种决策……不管在哪儿，这样的一个机构都是危险的，和把这种权力交到一个人手中，并且幻想自己完全可以胜任此一任务一样危险。

反复强调知识的上下文（背景性）及这种知识难以交流困难，可以追溯到早期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

在苏格兰传统的思想家看来，市场是一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它能使我们把人类的交流行为扩展到语言和数学之外的默会知识领域。在我们交流那些我们常常用语言很难明确表达的知识之时，市场价格就发挥了信息符号的功能。妨碍或者取消市场价格，那么，市场过程就会剥夺参与者从市场“对话”（ market "conversation"）中获益的可能。用现在的词说，市场是“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ly rational）[10]。诚如哲学家 Gary Madison (1998: 135, 137)所说的：:

只有那些对人类理性抱持一种过分理性主义观点的人、只有那些实际上是把人类理智仅仅理解为单纯工具性、手段至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的人，才会说市场经济是非理性的……货币交换具有交往理性的性质；它们不纯粹是功利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utilitarian and in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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