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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都将他向相同方向推进了。"（ 《日本近代化与宗教伦理》
日译本，第199、202、211页）。对心学研究颇具权威的柴田实，写《＜都鄙问答＞的成立》
，对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入考证，同样指出其主要倾向是儒学。该文论证梅岩的代
表作《都鄙问答》所引用书目得知，《论语》引用了133次、《孟子》引用达116次之多，陆
王心学的著作完全没有引用（参见柴田实：《梅岩及其门流》第3-23页）。 但梅岩也不是
纯粹的朱子学家，因为老庄及佛典都是其学问的基础。《都鄙问答》卷之二有："所谓学问
之至极，尽心知性而已。知性则知天，若知天，天即孔孟之心也。若知孔孟之心，则宋儒之
心亦一也。一，故注亦自合。知心之时，则天理备于其中，无非不违其命而行也。"
从梅岩本人的言论中，的确可以看出其学与儒学的直接关联。《孟子·滕文公下》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者。"他则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鱼跃水里，鸟翔空中。《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者，察上下也，何疑哉！人当仔细者，孝悌忠信而已，二十年来之疑得解，此非文字所为，乃修行所致也。"又说："学问之道，首要谨敬自身，以义尊崇君主，以仁爱事父母，以信义交朋友，广爱人而悯恤贫穷之人。有功不自夸，衣类诸物，守俭约而戒华丽。不荒疏家业，财宝知量入为出，守法治家，学问之道大抵如此。"（《都鄙问答》卷之一）《事迹》中也可以明显看到梅岩与儒学的关系：
"先生曰：'吾天生好究道理，自幼时为友所嫌，亦调皮作恶。十四五岁时顿悟，以是为悲；及三十岁时，大抵明理，犹显于言端；四十岁时，觉如梅之烤焦仍少有酸；至五十岁时，大抵不为恶事。"到六十岁，则曰"我今为乐矣"。这样的表述乃至表述的方式，使我们立即
想起《论语·为政》的名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梅岩在《都鄙问答》的开端阐发《孟子·告子上》的"求其放心"之说，"孟子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此心而后，见圣人之行而取法也。尽君之道者尧也，尽孝之道者舜也，尽臣之道者周公也，尽学问之道者大圣孔子也。此皆孟子之所谓，性者，与上下天地同流；圣人者，至人伦也。如是见君子大德之行踪，以此为法，以五伦之道为教，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之时，乃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田梅岩的言论著述，确可称为"言必称孔孟"，必以"圣人之道"为教。
二、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及其伦理倾向
石田梅岩提倡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与献身精神，主张节欲与赢利统一，将商人的思想学术化、伦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观念的高度，来阐释士农工商各行业的社会平等与商人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市民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经济思想研究者指出其"倡导正直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合理主义。"（岛崎隆夫编：《近世日本经济思想文选》，第90页）研究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必须重点考察其《都鄙问答》、《齐家论》等原典，从中认识"商人之道"、"正直"、"俭约"、"职分"、"义利"等等的具体含义，而不是将这些概念"抽"出来研究，才能较为准确地探讨其经济思想与伦理倾向。《都鄙问答》卷之一《问商人之道之段》，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梅岩关于"商人之道"的论点，其中说："若言商人其始，自古以其有余易其不足，以互通有无为本也。商人精于计算，若致今日之渡世者，一钱不可谓之轻。以此为重而致富，乃商人之道也。财富之主乃天下之众人也。主之心亦与吾心同，故以吾犹惜一钱之心推之，若专念卖物，毫不疏忽而买卖，则买主之心亦由初惜金钱，转而代之以物品之能，其惜金之心应自行止息。惜金之心止，则化作为善而已。且通用天下之财宝，若万民之心得安，则与天地四时流行、万物长育相合。如此而虽至积富如山，不可谓之为欲心也。……如此，则达天下至公之俭约，合乎天命而得福。得福以安万民之心，则天下百姓常同祈太平也。且当守御法敬谨自身，虽为商人，徜不知圣人之道，虽同是赚钱，却赚得不义之财，当至断子绝孙也。如诚爱子孙，当学道而致荣。"梅岩所述"商人之道"关键是一个"道"字，此即"圣人之道"，要赢利也要守道，这就将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合理性与遵循"圣人之道"有机地结合起来了。"道"的要求，在儒家学说中是十分重要、屡屡被强调的，如《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阳货》"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行之，不处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滕文公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那么，"道"与"利"到底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来看石田梅岩一段问答："曰：'商人多贪欲，每每为贪欲之事。夫对之施以无欲之教，犹如令猫守鱼。劝彼进学，亦属无用。欲施之以无用之教，非持歪理而可疑者乎？'答：'不知商人之道者，专意于贪欲而至家亡；若知商人之道，则欲心勉以仁心合道为荣，以之成学问之德也。'曰：'若如此，教其卖物不取利，仅以本钱出售乎？习者外则以不取利为学，内则实教
其取利，此乃反教其为诈者也。……商人无利欲，终所未闻也。'答：'非诈也。请详听非诈之由。有仕君者，不受俸禄而为仕者乎？'曰：'断无此事！孔孟尚言不受禄为非礼，是乃因受道而受，此者，不可谓之欲心。'答：'卖货得利，商人之道也。未闻以本金出售而称之为道者。……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商人当思正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此味无学问之力而不可知也。然商人却常嫌学问无用，当如之何？……凡鬻货曰商，如此则当知卖货之中有禄。故而，商人将左之物过手于右，亦为直取其利，非曲取也。……商人由直取利而立，直取利者，商人之正直也。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也。'……"以上出自《都鄙问答》卷之二，这段重要材料不仅阐释了梅岩关于其学问与儒学的联系，且记述其有关商人之道及学问的论点，针对"商人每每做欺诈得利之事，那么决难成就学问"的质疑，提出应当教导商人求学，以正直取利，此即"道"。正如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梅岩既肯定"不取利非商人之道"，将商人取利与武士得俸禄置于同样天经地义的地位；同时又要求按照"正直"的伦理标准取利，不该取不义之财或采用"曲取"的方式。他还举孔门子贡经商并非无道之例，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合于圣人之道。"正直"是他的重要概念，是其经济伦理的核心。"以义取利"就是他所谓的"商人之正直"。要实现这样的"正直"，不仅在取利方式上，而且在利润率上，都要"合理"。这个"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还有市场规律的内涵。来看以下问答──"曰：'本金若干其利几多，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以高价出售？'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
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工商，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 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无道，厌恶商人而与之断绝哉！何以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渡世艰难？且首要恪守俭约，……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事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言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都鄙问答》卷之二）。
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时价行情"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即有市场规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彼"失常，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对市场调节物价的功能有所认识。梅岩强调不应"取二重之利"，他列举卖织物、售粮食、雇染匠、营贷款的人们，违背商人之道而取二重之利的行为，认为这就是"非"，就是"不义"，必须杜绝，否则要断子绝孙。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分析"商人多不闻道，故有此类事"，是"不知天罚者"，要教之以"五常五伦之道"，可见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倾向即脱胎于儒学。
梅岩对于市场的功用和商业的价值都予以了阐释，并从社会结构功能来阐释"四民"存在的理由，将町人作为"市井之臣"陈述其职责。此前也有人从"通有无"的角度肯定商业的作用，但对商人的鄙视并未改变；而梅岩认为士农工商的"职分"，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各行业都有权取得应得之利，犹如武士从君主那里得到俸禄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士"在梅岩看来依然是尊贵的，是"世人之镜"，要求其他行业者效法。各种职业的人都要"精勉其业"，恪守其"道"，抑制"欲心"。梅岩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要求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改变了"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观念，这样的变化，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自唐宋以来主张"四民"并存、反对"抑末"的思想变迁颇为相似。"重本抑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商鞅"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韩非"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韩非子·五蠹》）发展到唐代崔融"不欲扰其末"（《全唐文》卷219）、白居易"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 "（《白香山集·礼部试策第一道》）以及宋人"与商贾共利"、"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农末皆利"、"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直至（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等（《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集》卷16、《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 1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再到明代黄宗羲的（工商）"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经济观的确发生着与商品经济兴盛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宋代与德川时代都呈现突出的时代特征，成为中日两国进入近世社会的共有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和比较研究（参见拙作：《富国富民论》第152─198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研究与现代》）。
"正直"之外，"俭约"同样是梅岩经济思想的重要概念。《齐家论》（即《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也是将修、齐、治、平之说与其经济合理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在《齐家论》中说："吾之立志，尽数年之心血，于圣贤之意，似有所得。知此心时，不言生死，亦远离名利。……吾之所愿者，一人亦能知五伦之教。若为事君者，当以克己奉公不辞劳苦勤勉其职为先，所得之事为后，以尽其志。……吾无学，'四书五经'犹标假名来读，然所幸者至今来来往往之听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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