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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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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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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则阐述了修辞之于人生的意义。 与东方修辞学对修辞功能阐释的宏观视角不同，西方修辞学对修辞功能的阐释着眼于微观层面尤其是说服、劝服、影响与互动。比如古希腊早期的诡辩派的修辞观：“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罗念生，1991)”亚里士多德则“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他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现代西方修辞学继承了古希腊的修辞观传统，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比如美国当代修辞学家则认为，修辞是“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艺术”，“是劝服的艺术”(杰克·富勒，1999:111)。同时，修辞也是人类运用符号相互传播的独特能力，是“一种用以协调社会行为的传播活动”，并且“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Sonia K.Foss，Karen A.Foss&Robert Trapp，1985:11－14)。这种修辞功能观的立意多在于公共事务决策，比如公共政策制订、公共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意志统一。其关涉的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社会思想和行为的统一。
2．3 研究范围不同
此外，东西方修辞学尤其是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也存在差异。中国古代修辞学虽涉及口语修辞，但这种口语修辞不同于古希腊对公众演讲、论辩的研究，多是个体修辞，尤其是君主、帝王，并非公众，诉求点主要是维护君主、帝王统治，尽管也涉及公共政策和公众的利益。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依靠自己的辩才，主要在诸侯国国君之间纵横捭阖，即使辩论发生在朝堂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公共演说修辞。此外，中国先秦时期的口语修辞，主要关涉国家的政治、外交等，很少涉及司法领域，没有像古希腊的修辞那样关涉诉讼、典礼演说。日本的近代修辞学也主要以书面语为主，尽管有数量不多的演讲和论辩著作。与东方修辞学不同的是，西方修辞学从开始就以演讲、论辩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在古罗马、中世纪以及18、19世纪萎缩到了书面语修辞，但到20世纪新修辞学兴起后，恢复和发扬了古典修辞学中的演讲、论辩传统。
综上所述，西方修辞学和中国修辞学、日本修辞学，是有本质性差异的，虽然两者微观上都以劝说、说服，以影响受众的思想、心理、态度为主要指向。但这只是修辞社会功能的表面特征。中国古代的修辞和修辞学、近代日本的修辞和修辞学，其劝说、说服是以政治权势个体为受众的。无论是臣子，还是民众，都以君王为受众对象。劝说者所力图掌握的都是君主的心理，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而古希腊的修辞、修辞学，美国的新修辞、修辞学，则以公众、公共政策决策者为劝说、说服受众。这种差异只能从修辞秩序、传播秩序和社会制度中获得解释。
3 东西方修辞学传统观照下的传播秩序与社会发展
通过上述的简要回顾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 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东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
东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东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东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
3．2 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劳伦斯·葛林，2007)，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东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东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Msssimiliano Tomasi，200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修辞秩序是社会传播秩序的一种形式，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是以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和信息接收权利为基础的，是以建立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为前提的。自由、公平、公正的修辞权利和修辞秩序是保证社会公共事务决策、实施、管理公平、公正的必要前提。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修辞传播秩序，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公平与公正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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