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诸葛亮；司马懿；家世；性情 思想渊源；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司马懿与诸葛亮同为当世军事奇才，二人有很多可比性。二人自身因素对各自所代表的政权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从家世、性情、思想渊源、接班人培养等四方面探讨其中之原因。
　　
　　诸葛亮与司马懿皆深谙韬略，通权知变，可谓当世之奇才。但从二人屡次交锋中可以见出，诸葛亮之虑事先于司马懿，故司马懿往往扮演失败者之角色，甚至在上方谷被困，险些丧命。
　　论才干，论智谋，诸葛亮较司马懿略胜一筹，可二人功业却相反。个中缘故颇为错综复杂，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论述之。
　　
　　一、家世不同
　　
　　司马懿生于官宦人家，其祖发迹于西汉初，更四世至东汉官至二 百石。司马家族既是东汉豪门大族，又有崇儒重教之美誉。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是儒家礼仪的实践者，《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云：“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者数十万言。……”[1]其兄司马朗与弟司马孚均被誉为当世“醇儒”， 司马朗“雅好人伦典籍”，值岁大饥、人相食之时，“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2]，又建议复儒家某些古老制度，如五等之制、井田制等；司马孚亦是儒教的忠实信徒，《晋书》卷三记载：“（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司马懿本人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融闻，伏膺儒教”（《晋书》卷一《宣帝纪》）。
　　司马氏之社会地位、声望，对大族官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司马懿得到魏文帝、魏明帝器重，被委以重任，在数年间将曹魏枝叶翦除殆尽，为其子篡位、其孙建晋鸣锣开道，除自身因素外，无不得力于此。
　　诸葛亮则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家庭，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3]
　　诸葛亮家境日趋式微，其从父诸葛玄谢世后，诸葛亮俨然为一村夫。诸葛亮亲人只有兄长诸葛谨、弟弟诸葛均，后亦各为其主。诸葛亮无家族倚重，幸得遇明主，凭一己之才，期力挽狂澜于既倒。无奈，孔明为国事夙兴夜寐，积劳成疾，最终在悲风中陨落。倘若有如司马家族一样煊赫的豪门为支撑，为其分忧解难，诸葛亮也许不会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否则，鹿死谁手尚在两可。
　　
　　二、性情各异
　　
　　司马懿生性残忍、手段毒辣，是“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晋书.宣帝纪》）。对司马懿之为人，曹爽之弟曹羲有着一定地认识：“……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4 ]但是天真地认为投降即可全命：“不如自缚？见之，以免一死。”[5]司马懿先用狡诈的手段两次派人诱骗曹爽：“太傅无他事，只是削汝兵权而已。”“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6]及曹爽交出兵权，凶残面目暴露无遗，当即翦除曹爽党羽，接着便把魔爪伸向曹爽一族，“……然后押着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7]最终掌握了大权，为司马篡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先于此，司马懿不准公孙渊投降，斩杀两名求和使者；而古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故事，司马懿此举违背了游戏规则。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
　　太尉华歆进言于曹睿云：“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患。”[8]王朗亦言：“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祸。”[9]二人之言印证了司马懿种种丑恶行径。司马懿临终时叮嘱二子：“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10]司马懿做出一副语重深长的姿态，极力表达忠诚之心，掩藏心底不可告人的秘密，虚伪之真面目欲盖弥彰。正如曹操欲称帝，又惧怕遭到舆论的谴责而按兵不动，由他的儿子完成未竟事业一般，司马氏归曹魏政劝于己的过程亦是如此，可见司马懿之虚伪、狡诈不亚于曹阿满。
　　诸葛亮生性淡泊明志、温文尔雅，正如其门上之对联所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11]内在性情淡化为外在行为，则表现为“涵平常之心，做该做之事”。诸葛亮感恩于刘备三顾茅庐殷勤之意，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刘备的恻隐之心、感恩之心，是怀着淡泊名利之心，只为行宜、不计后果之念，最终促成了诸葛亮做出了如此的人生抉择。在先主逝世后，诸葛亮时刻不忘托孤之重，夙兴夜寐，操劳国事。这不仅体现了孔明之忠，更体现了诸葛亮遵守对先主之诺言，是忠臣、贤相之典范。
　　《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尚未出场时，有一段风景描写：“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12]这段风景应是为诸葛亮而设，也是其性情的映衬。
　　诗中以困龙、单凤喻孔明之才，以交加之修竹状其品行之高洁，以困龙、单凤形容其之怀才不遇，以温馨之野花极写其之悠然貌。一位身怀奇才、情操高尚、神采飘逸之隐士形象跃然纸上。读者未见其人，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周遭风景与人性情相映成辉，足见隐者之品性。杜甫在赞扬诸葛亮时，也采用了以物喻人的手法。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森森”，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象征。

　　诸葛亮温和尔雅之风范、淡泊宁静之心境，决定了其与生性残忍、专致于功名的司马懿迥然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政治命运。诸葛亮待人温和，如对公子刘琦，本不欲介入他人家事，经不住再三恳求，最终为之出谋保全其性命；诸葛亮讲诚信，如遵守诺言，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不加伤害，使其心服口服。而司马懿自幼因家世影响，为人残暴、心恨手辣、狡诈多权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