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清谈 内团体 自我效能感 偏见 无奈 自信 
　　论文摘要：令后人企羡的魏晋风度，其实就是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集体政治效能知觉上的无奈和个人人格独立自信的结合体。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透射在无奈之中的自信，让后人着迷甚多，历久弥新。 

　　 
　　魏晋士人在“乱世”中生存，当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玄学大兴的时候，魏晋士人的生存却在无奈中透射出一种自信。魏晋士人群体在乱世中滋长起来的个体自觉，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我价值肯定。笔者下面就用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部分观点对魏晋风度作一点浅析。 
　　社会心理学把人们生活的世界从偏见产生的根源分为内团体（in-groups）和外团体（out-groups）对于前者而言，个体把自己看作其中的成员；而外团体则相反。笔者称魏晋士人为一内团体，是因为魏晋士人的生存与创作等方面的共通性，这是一群于乱世之中有着高度自信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历代文人有着较大的差异。“魏晋风度”这一概括似乎是对这一内团体永久性的赞誉。 
　　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把持朝政，政局动荡。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情地击碎了士人长久以来形成的救世思想。士人阶层和专制君权（及其操纵者宦官和外戚）之间的“话语权力之争”的结果导致了“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士人的伤害是极大的。士人从此转向了个体自觉。魏晋士人就是在此之后的一个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群体。正始时期，以曹爽为代表的和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都想尽千方百计地培植各自的党羽，这就把皇权意识本已经十分薄弱的士人心中的儒家入世思想更加削弱了。司马氏集团篡政之心曝光之后，面对血腥的政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虽然怀着对曹魏集团眷顾之意，但是却并不敢公然地反对，大胆的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越轨之举，也只是以其放荡悖礼行为来表现自己的愤懑，却并没有公然说反对司马集团。他们内心仍然有着入世思想。如阮藉内心深处，并非没有入世的思想。《晋书·阮藉传》载：“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余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酣饮是为了排遣郁闷，他心中有一股无奈之情。而当时与阮籍一样同为浮诞者代表的，如王戎、阮咸、刘伶等，他们都是在叹息之中寻找解脱。《晋书·向秀传》记：“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向秀的改节，也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嵇康临行的一幕，时时在他的心里缠绕不去，他不是自愿的举郡计入洛，而是惧祸、是死的威胁与自全的欲望迫使他改节的。我们可以很明白的从向秀的《思旧赋》中看出他对曾经与嵇康共同生活的怀念，那种“相对欣然，旁若无人”的场景在他改节之后也成为了回忆。士人在如此的忧生心态下，不得已以求自全。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的自全心理表现在行为上是“不婴世务，在职而不尽责，责于牵涉个人安危的关键时刻，宁舍是非而依违两可；而在生活上，则是求放任以自适，于潇洒风流或纵欲放诞中享受之乐趣。”① (P230)曹魏士人和西晋士人的无奈大多是因为政治黑暗之中的性命之忧。另外，以左思为代表的一批寒士，因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仕途现实而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无奈地叹息，这种无奈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而东晋士人的无奈则又是另一番情况。《世说新语·言语》31则：“过江诸人，每至美，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他们的无奈更多的是来自国土的沦丧而导致的物事人非的故国难归之痛。在习惯了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后，士人形成了偏安心态。蔡谟、王羲之等人就不赞成北伐，他们大都没有雄心来收复故土，而只是注重个人超脱。东晋士人放纵依旧，虽说是积习所致，但政局使得他们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降低了，他们依然是无奈的。不过此时，他们没有像之前的前辈那样有强烈的忧生心态。无论是曹魏、西晋还是东晋士人，他们的无奈都与政局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和他们所受的玄学思想有莫大的的关系。由此可见，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心底的无奈是极大的。 
　　社会心理学认为：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具有组织和执行达到特定成就的能力的信念” ②(译者前言)也就是个体在经过一系列事情的强化之后，形成的一种预测性的信念。这是一种主观感受。魏晋士人，尤其是西晋士人，他们各自都在政治上努力而无果，虽有人在其政，却并没有谋其事。抱负难以实现。由此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逐渐降低，从而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内团体特有的集体效能知觉，即“群体对它具有组织和实现行为达到一定成就水平所需要的行动过程的联合能力的共同信念。”③(P683)于是在这一内团体中间形成了责任分散效应，即“当有不止一个人能够在紧急事件中帮忙的时候，人们常会假设他人会或应该帮忙——于是他们自己就会退缩或不帮忙。”④(P513)魏晋文人这一内团体的消极出仕情绪正是在不利环境下的一种责任分散效应。在不利环境下，他们更多的是明哲保身。这种生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这一点在曹魏和西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东晋士人除了继承曹魏和西晋时期的一些生活习惯，又增添了一份格外寄情山水的热情，将山水审美与玄理相结合。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不过，此时的士人将那种无奈更多地在山水和清谈之中发泄，比起永嘉南渡之前的士人似乎活得潇洒自在。 

　　魏晋士人喜好清谈。“魏晋清谈之起，在学术上盖上承东汉方术道家与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弃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兴之一部分，则为先秦诸子学之重光，与印度思想之流入。”⑤(P2)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喜好的清谈是一种“规则主义”下的结果。即在以谈论“三玄”等有限的主题之下，进行无限的怀疑主义式的探讨和辨析，魏晋士人谈论的大都是“本体论”的问题。西晋士人在清谈上已经很讲究声调和修辞的应用。他们是不拾前人牙慧的创新式的清谈。这种学术交流式的论辨旨在创新，重在过程。他们看重的是清谈过程中的绮丽恣肆的论证，即那些“漂亮的话语”。魏晋文人这一种审美性的学术交流——清谈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性的游戏。是他们为了自己人格得到升华，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价值肯定。这也是属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最上一层——自我实现的需要。东晋士人则更注意山水怡情之美，清谈的地点大都是名士家室或者是一些山水优美之地，这本身就是清谈之乐与山水之美的结合。是一种审美性的活动，魏晋士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智慧和深情。清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审美性游戏，它是魏晋风度绝好体现的方面之一。 
　　笔者一再强调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是有一种强烈的无奈意识的，但在无奈之中，他们又透露出强烈的自信。清谈这一生存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在无奈环境下的一种学术交流式的自信。称魏晋文人为内团体，是因为他们生存与创作的共通性。但是这其中又渗透着极大的不同，即内团体也有着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偏见”，即“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一种习得性的态度，它包括支持这种态度的消极情感和消极信念，以及逃避、控制、征服和消灭群体的行为意向。”⑥(P521) 社会心理学中的内团体的划分是根据偏见划分的，当内团体形成之后，其中又会有新的偏见，就是说偏见不仅产生于外团体，内团体中也会产生偏见。纵观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并非所有的魏晋文人都有同样的生存方式，部分魏晋文人仍然怀着较为强烈的兼济天下的宏志，为了实现这种宏志，他们不会像其他文人一样独善其身，如山涛、夏侯玄等人。阮籍好作清白眼、嵇康傲视钟会、嵇康之所以写《与山巨源绝交书》，那都是因为这一内团体存在着偏见。这种偏见实际上体现的是魏晋文人对自己一套清高的高标的高度的自信。他们对非按此高标行事的人存在着偏见，这也就是自信导致了内团体产生偏见，是对于拥有和自己内部群体不一致的世界观的人的一种偏见。魏晋士人是在强烈的无奈之中透射出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在《世说新语》中有着很多的记载，其中《品藻》、《任诞》、《简傲》等篇目，就是反映他们强烈自信的集中记载，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行为怪诞之上。如《品藻》载：“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的回答是很有自信的。在士人之间的人物品评，有许多人都表现出自信不羁的一面。又如《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这种放荡豁达，桀骜不驯，洒脱自信的气度和胸怀一直让后人着迷。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这一内团体表现出来的无奈与自信的组合就是让后人企羡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无奈与自信的结合体，是魏晋士人集体政治效能知觉上的无奈和个人人格独立自信的结合体。正是由于他们这种透射在无奈之中的自信，让后人着迷甚多，历久弥新。 
　　 
　　注释： 
　　①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②③[美]班杜拉著．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④⑥[美]格里格 津巴多合著．王垒 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⑤贺昌群著．魏晋清谈思想初论[M]．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