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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语用问题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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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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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元语用意识 文本分析
论文摘要：本文讨论了元语用意识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的应用价值，尝试性地提供了一个时政文本分析。
一、元语用意识用于文本分析的可能性
元语用意识，也就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选择行为的自返意识，必然体现在对语言不同程度的操纵、包装上。当交流双方背景一致，操纵、包装的影响则非常有限。可是当语言使用者是不同权力或意识形态的代表时，这种元语用层面上的操纵和包装就会先于语言表达的内容而产生冲突。当今时代，跨文化交流已成大势所趋，意识形态、民族、种族纷争不断，而语言所建构的话语往往承担了交流和冲突的载体。语言越来越不能被当作透明的了，它本身即预设了问题。所以元语用这个工具大可用于政治、外交、历史、法律等等文本的批评和解构，从而施展社会人文抱负。
二、元语用意识分析的应用尝试
（一）元语用意识标记语
在展望了实现元语用可能性的应用前景后，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下如何应用。首先，我们必须找到元语用意识在语言层面留下的痕迹，即元语用意识的标记语（indicators）。Verschueren（2000：189）概括了三类：
第一类：变指成分(shifters)，包括指示词（indexical symbols）、体（aspect）、时（tense）、情态（modality）、凭证语（evidentially）等。
第二类：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s）、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s）、语用小品词（pragmatic particles）等。
第三类：语境化提示，包括韵律标记（prosodic markers）、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反馈信道提示等。
这三类归纳虽然灵活且涉及面很广，并不是严格的系统，Verschueren（ibid）也“非常希望对这些现象有一个更系统和整体的考察。”可见，暂时还没有现成的、操作性很强的模式。但这恰好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文本分析
下面，笔者结合一个时政文本，做一下尝试分析。具体做法是，依次寻找文本所涉的三大类元语用意识的标记语；发现元语用意识建构出来的意义；评价归纳各类元语用意识针对该文本不同程度的作用。
背景：2007年7月7日，中国抗战博物馆组织了纪念“七·七”展览。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撰文，称此为“宣仇”，呼吁减少类似仇日宣传。该文引发广泛争议。
文本：2007年7月12日《南方周末》以“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以宽容之心，还是继续仇恨”为题选登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共十条及点评者说。
第一步，观察文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锚定。
时间指示：反方A提到“长时间内”，反方E提到“抗战胜利后”；正方A提到“在近代史中”，正方D提到“但近代以来”，正方E提到“一百年后”。可发现在谈及历史时，时间指示看似清楚，其实很模糊，不知道到底指哪一段时间，这样辩论点就散开了。
地点指示不明显。
人称指示：只有正方E用了“我们”“我们的（子孙）”“他们”，显然这个“我们”是想把全体中国人拉进来，求助于情感因素（affective）。其他各方都没有采用人称指示，也就是说采用第三人称视角，不说“我们、我国”而说“中国”，这种调节意味深长，“我们”与那段历史毕竟隔开了一段距离，即使是反方发出的声音，也是倾向理性和克制的。
顺便说一下，名词或者说概念的指示是把话语与现实世界联系的最重要方式。其实文本中引发的歧义很大程度上来自概念化的方式（categorization），看似清楚的名词，其承载的内容却是含糊的。例如：反方B所说的“背叛”是什么内涵？正方C说的“纠纷”“争端”指代哪些事？但这不属于元语用考察范畴，我们不再作具体讨论。
第二步，观察文本中的情态成分。
一般情态成分（modality）：由于汉语的语言形态特点，很多情态成分没有明显标志，在此文本中，笔者主要考虑调节全句语气的副词、助词、否定、修辞问句。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反方A——E。五条意见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形成的冲击力却迥异。反方A用了“不那么”民主，实际上民主有明确的反义词——“独裁”或“专制”，但是反方A不用，只是用了个含糊的“那么”修饰，委婉了许多。用“就算”承认了“那么一点”中日友好考虑，这些情态成分反映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对比反方D，用一个修辞问句开头，回答是斩钉截铁的“绝”没有好下场。认为葛的提法“只能”成为笑柄。这种情态修饰造成了很有冲击力的效果。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观察情态成分给这五句的态度从强硬到温和排个序：反D、反B、反E、反C、反A。情态成分并没有带来新的内容，但是调节了说话人的立场，这一点在外交场合往往值得揣摩。
凭证语（evidentiality）：简单地说，凭证语标志了信息的来源，也可归入情态成分。在这个文本中凭证语传达的元语用意义很有价值。 先重点分析一下凭证语引出的正反观点。这个文本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很显然《南方周末》是第一话源（primary source）。但正如题目所揭示的，第一话源似乎没有表明对此事的看法，只是罗列了来自各方的十个观点。这种做法显得非常客观。但是读者的信息来源只是这些观点本身吗？不尽然。这十个凭证语标记本身就有值得玩味处。反方五个观点的来源是国内四大博客网和《中国青年报》。刚才已经分析了，这五个观点反对的强烈程度不一样，《中国青年报》是最含蓄的。博客没有进入门槛，几乎是全民写作的代名词，所以几乎可以作为民间声音的代表。这个凭证语标记告诉读者在内容上读不到的信息：民间排日情绪强烈，青年倾向诉诸情感。再看正方五个观点的来源：《星岛日报》、凤凰卫视、《联合早报》、《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这都是华语圈内的知名媒体，其责任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有机会和官方高层接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媒体总部分别位于新加坡、香港、北京和上海，都是比较开放的大城市。这暗示了距离带给人以客观性。其实时间意义上的距离同样带给人理性。也许随着最后一批战争受害人的离去，历史才可以真正归入历史。所以，虽然安排了五比五的正反意见对比，读者还是通过凭证语标记读出了《南方周末》隐含的倾向：中日最终都要为了共同利益走到一起。共同利益是永恒的驱动力。可是这个倾向通过凭证语包装得如此之好，以致读者稍不留神就会相信这本来就是自己应该得出的判断。
再看一下正反观点中内嵌的凭证语（embedded eveidentiality）。背景中已介绍本次辩论是由葛红兵的文章直接引起的。所以，不奇怪频见“葛红兵说”“葛红兵所谓的”“葛红兵所言”等五处标记语，或为直接引语，或为间接引语。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正反方面反对葛红兵一文是唯一确定的，可是引用的内容却各有差异，或成为正面依据，或成为反面依据。后来葛红兵本人称很多人“断章取义”，误解了他。这里，凭证语被操纵，用以包装文本生产者本人观点的痕迹就非常明显了。
另外，“点评者说”短短几句点评中也有三处凭证语：“胡锦涛说”“一边（指反方）认为”“另一边则立论于”， 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印象。《南方周末》是有自己态度的（如上文分析），但是它更清楚，媒体更大的目标应该是营造一个多元民主的平台，推动国民思考。
第三步，观察文本中的话语或语用标记语。
话语标记语的主要作用是形成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一般说来，语篇层面上调整不大涉及意义生成。但是通过恰当的衔接连贯，却能产生形式上理性逻辑的印象，这种印象会转移到内容中，使读者更加信服。但就我们这个文本而言，语篇布局上没有特别引人之处。
最后看一下语境化提示。
书面文本韵律标记自然看不出来，也无语码转换等手法。但反馈信道资源很丰富。上文分析的凭证语例子都可看作信道反馈，回应文本外的信息，把当下这个文本置于更大一个语境中，也就是语境化了。
现在归纳总结一下，在这个文本中，有两种元语用意识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一个是凭证语标记。文本生产者完全可以自己不发言，而通过“客观“引用消息并表明来源的方式来包装自己的观点。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元语用意识操纵非常普遍。例如，在官方重大事件发言中，通常会指明某某发言人、某某官员说。由于所在职位赋予的权威身份，这个被引出来的说话人的观点在听话人那里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官方机构或报道媒体的观点。人们几乎忽视了凭证语标记的存在。但一旦发言出现漏洞乃至极端不妥，结果往往是这个发言人或官员引咎辞职。这时凭证语标记会被提出来，为官方机构和媒体转移责任制造缓冲。另外，凭证语标记同时也是语境化线索，把文本和外界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是指示现象。不同观点的冲撞在现代社会是普遍现象，可是没有结果的辩论也是普遍现象。不明确的指示往往会造成各方辩论点分散，没有进行有效交锋。人称指示也可用于为理性辩论制造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是尝试性的。对于不同的文本，元语用意识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完全可以结合不同文体展开研究，一定会发现更有趣的问题。
三、结语
元语用可作为用于社会文化文本分析批评的分析工具。结合时政文本，本文分析了文本中的元语用意识及其产生的意义。在这一文本中，凭证语、指示语发挥作用比较显著。本文不足之处是，对元语用意识的哲学思考尚浅陋；另外因无现成模式沿用，案例分析尚不系统，限于篇幅无法涉及多种文本。
参考文献:
[1]维索尔伦.语用学诠释[M].钱冠连 霍永寿（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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