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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看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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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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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明冲突论”是全球化引发的全球冲突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是古老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它把儒家文化看成是冲突的根源之一，这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儒家文化不但不是冲突的根源，相反却是化解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因为追求普遍和谐是儒家文化最高的思想境界；它所主张的“保和太和”、“和而不同”等思想观念，对化解全球冲突、共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儒家；普遍和谐；全球化；文化冲突
一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由各种关系网络所编织而成的生命有机体，要求不同种族、地域、语言、文化、阶级和宗教的社群必须谋求共生之道，人类必须同舟共济，一起来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但是，现在生命共同体中的频繁交往并没有促进全球社群的整合，地球村所象征的不是和谐，而是异化、分歧和斗争。一方面谋求共生之道、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的良好愿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这种冲突反映在文化层面，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把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是今后世界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文化上的差异比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差异更为根本和长久，所引起的冲突也往往最持久、最暴虐，所以今后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从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转到文化领域。他并且认为，新世界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
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文化的原因所引起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地域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但在这些冲突的背后，往往都是利益的驱动在起作用，这些冲突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冲突，文化冲突只是表面现象。全球化本身就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的，其中的冲突大都是由利益而引起的，纯粹由文化而引起的冲突是很少见的。亨廷顿看到了文化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把文明之间的差异看作政治冲突的根源，则掩盖了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实际上亨廷顿所关心的仍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利益。
亨廷顿看到，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向其他文明学习，并与它们共同存在。但亨廷顿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处境。西方文明是西方的，但也是现代的，而现在非西方国家正在舍弃前者而只取后者。认同于现代化而不认同于西方，在实行现代化的同时力图摆脱早期那种对西方模式的模仿。这样一来，西方文明在无力统一世界的情况下，其优势会逐渐衰退甚至丧失，这才是亨廷顿真正所担心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是古老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
从文化发展的总体上看，文化的冲突往往是文化融合的前提，而且这种冲突由于不是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冲突，既不会暴虐也不会持久。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儒释道三家虽然也曾有过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其冲突也从未造成宗教战争。由于三者之间的互补性强于对抗性，所以融合是三教发展中的主流。外来文明在中国引起的冲突也只是暂时的，相互之间的融合才是主导的。亨廷顿把儒家文化看成是冲突的根源，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儒学。既不了解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当然也就不能认识到儒家文化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儒家文化不但不是冲突的根源，相反却是化解冲突的重要思想资源，因为追求普遍和谐是儒家文化最高的思想境界。
儒家所追求的普遍和谐，是一种宇宙的、整体的和谐。《易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认为天道的大化流行，使万物各得其所，保持这种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地发展。个体的和谐形成整体的和谐，整体的和谐又有利于个体的和谐。和谐不限于人类社会，还包括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以不仅要推己及人，而且还要推人及物；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不仅要尽人之性，而且要尽物之性，因为人与万物是一体相通的。只有这样，才能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最终达到普遍和谐的境界。由自身而推到他人，再推到万物，最后达到与天地一体，这就是儒家走向和谐的路径。
儒家文化追求和谐，因而注重处理世界上的各种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对外在世界——包括人与自然——持一种接受和尊重的态度，这样才能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在平等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相反，西方文化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则是决定与支配，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接受和尊重外在世界，从而与外在世界隔离，而在自身的世界中永远只有统一性和自我主义。西方文化阳刚有余而阴柔不足，缺乏一种宽容的美德和平和的心境。所作所为只能是偏、过，往往具有一种破坏性甚至毁灭性，所以才会在世界上引起那么多的冲突。儒家文化是刚柔相济的，既能积极进取，又能宽厚容人，所以能够达到中和境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虽然国内和国外的冲突不断。但文明没有断裂，国家没有分裂，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和思想，应该说是居功至伟。这一切应该能对解决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提供丰富的经验，并作出重大的贡献。
二
一切文化碰撞总会有紧张和暴力的成分，但为什么有些文化碰撞导致了文化的毁灭，而有些文化碰撞却没有产生这么严重的恶果呢?原因就在于碰撞双方的文化本性。全球化之所以引发了那么多文化冲突，甚至毁灭了那么多文明，是与西方文化的暴力倾向分不开的。反观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相遇时，不管对方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能避免激烈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虽然是以儒家为主，但释道两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家是中国本土的，佛教是国外传入的，但儒家都能与之友好相处。虽然三家不可能没有矛盾，但三家从本质上来说是相通的。三家各有特点、各有所用，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是能够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的，所以“三教合一”成为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如魏晋时期道家和儒家思想合流形成了新道家——玄学，隋唐时期佛教吸收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的佛教宗派——禅宗，宋明时期儒家吸收佛道思想形成了新儒学——宋明理学。尽管三家口头上可能互不承认，甚至相互攻讦，但三家之间的相互吸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三教合一”后来更成为许多人公开标榜的口号。
西方文化，作为一种高度发展和完备的文明，在近代冲破了中华帝国的闭关锁国之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儒学仍然向其学习，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新儒家，学习的内容开始是科学技术，后来是政治制度，再后来是科学与民主，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在此之前，中西文化就有过交流甚至融合，这主要发生在儒学和基督教之间。
基督教远在唐朝和元朝就曾两度传人中国，并且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都不免烟消云散、忽焉消失，没有能够真正地进人中国文化，更不用说和中国文化融合了。基督教真正地影响中国文化是在明清之际第三次进人中国的时候。这段历史一般被称作“西学东渐”，因为随着基督教的到来，西方的哲学与科学也来到了中国，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和中国文化相遇了。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中国学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拉开了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序幕。
利玛窦一到中国就发现中国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为中国高度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所震撼。面对这样一个成熟的、异质的文化，他认识到，如果不能融入其中，自己将会一事无成，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从文化人手。他看到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认识到要使中国人接受天主，必须与儒学相结合，于是他走上了一条“合儒”的道路。他学习中国文字，研读四书五经。并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这使他的思想深受儒学的影响。他深知孝道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因而他不反对中国的基督教徒拜天祭祖，也不反对他们祭祀孔子，因为祭祖、祭师都是孝的表现。他自己也身穿儒服，口吐儒家之言，他以“天”、“上帝”和“天主”通用，他的“天主实义”也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利玛窦援引儒家经典来解说天主教义，深得当时某些儒家学者的心。他们认为他不但具有儒家风范，而且认为他的学说深契儒理，和中国古代的圣贤之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不同的只是语言文字、修行方法。他们认为利玛窦把关于天主的学说传播到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利玛窦绝不是像某些儒家学者开始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仰慕中国文化而来学习儒学的。采取“合儒”的文化和解政策完全是为他传播天主教义服务的。而某些儒家学者信仰天主也不是要用天主教义来代替儒家学说，而是从“补儒”的立场出发，试图通过吸收天主教义来弥补儒学的缺陷。
在这些士大夫们看来，天主教义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注解。在他们谈论天主教义时，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既定的存在，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起着评价作用。天主教义只有和儒家思想相合才能被接受，而儒家士大夫则居于评判者的地位。他们把天主教当作一种道德改良的工具，认为天主教伦理比儒家伦理更实用。可以作为儒家伦理的补充而使儒家伦理趋于圆满。他们认为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对治理国家有用，但他们从未想过要把大明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他们思想的根基仍是儒学而不是基督教，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学习西方而最终超过西方。[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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