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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
自从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外语文本时就采用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将外语文本归化,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对波斯诗人欧谟·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的翻译。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菲茨杰拉德对原作进行了随意改动,他在1851年写道:“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实在是开心得很。他们虽说也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结果译作被英国人视做不仅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强势文化和东方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 三、 权力话语理论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福柯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换言之,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根据权力话语理论,我们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源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应以翻译为武器,对文化霸权主义给予反击。
1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译本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应充分体现本土文化之异,或者改变传统以西方人的价值为准则归化弱势文化的翻译策略,从而让西方意识到文化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许多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倡在翻译中应尽量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异国文化形象,尽量不使译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迪。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6］。韦努蒂因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异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背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7］除此之外,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构的同时,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
在翻译过程中,韦努蒂提倡采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语文化价值中,进而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广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译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重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翻译的“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而且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会使翻译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尊重,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异,从而做到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上看,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有益于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让源语文化得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
2 汉译英中的异化翻译
身处第三世界的我国在把自己优秀文化译成英语时,更应该对异化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异化翻译原汁原味地介绍我国文化的特性,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归化,进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异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两个译本分别来自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由于他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将其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将其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显而易见,杨宪益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其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和汉语谚语的句法结构及修辞风格。这种翻译有利于在西方读者中营造一种生疏感,以使他们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进而质疑当今世界标准语言(如英语)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归化译法,其抛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化,表面看起来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把两种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它读起来通俗易懂。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英语读者借助变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而对原文的真实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剥夺了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权利,从而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难看出异化翻译更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从而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被色彩缤纷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
也许有些人会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所接受提出疑问。但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过去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的心理相比,人们已经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正逐渐缩小彼此间的差异。所以说那种采用“入乡随俗”的原则将无助于满足人们渴望寻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的心理。
四、 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翻译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我们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提高警惕。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输出,以此来改变原来翻译逆差的现象。当然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进而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文化霸权”这套观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在对待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动吸取强势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行为而感情用事,闭关锁国,对西方文明一概排斥,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所要倡导的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差异给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吕俊 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3):108
［2］赵金凤 “文化势差”对翻译的负面影响［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5:19
［3］秦文华 翻译 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J］ 外语学刊, 2001(3):74
［4］辛斌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 现代外语, 1996(1):21
［5］李红满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7］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
［8］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 1998(2):14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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