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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3月到中国旅行，其间不仅参观了中国的名胜古迹，还拜访了包括辜鸿铭在内的许多中国文化名人。芥川龙之介访问辜鸿铭，是将其看做反映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状况的一种载体。通过与辜鸿铭的交流和探讨能使他从中国古典文学文本中的虚幻与想象中走出来，切身感受到一个更加真实而具体的近代中国。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 辜鸿铭； 拜访；文化保守主义
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大正10年）3月下旬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旅行。关于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感，芥川在其归国后根据回忆整理的《中国游记》中有详细记载，其中也记录了中国之行拜会诸如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李仁杰等中国名人时的情形。关于这次旅行与其后来的文学创作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些研究论文。特别是林岚在论文《近代中国文化人对日本作家的影响——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桃太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中，论述了芥川龙之介创作小说《桃太郎》与访问章炳麟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该小说的创作受到了章炳麟的直接影响。
有关与辜鸿铭的见面情形，芥川在《北京日记抄》中有所记载，这作为研究芥川拜访辜鸿铭的唯一的原始资料保存下来了。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学术界尚没有人考察访辜的缘由，恐怕资料缺乏是根本原因。但是，芥川访问辜鸿铭是既定事实，必有因由。笔者尝试从辜鸿铭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芥川龙之介访华目的等角度探讨此问题。
一、 辜鸿铭其人其事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其妾是日本人），仕在北洋。故自号为 “东西南北人”。据说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得１３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有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因此，二十世纪初西方曾经流行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其实在西方辜鸿铭的名声很大，而在国内却不及在西方那么响亮，其原因与本论文无关，不必深究。在目前的辜鸿铭研究中将他定格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有人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者”，这两个称呼虽然在字面上有些差异，但是其根本含义是一致的——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与优越，批判和蔑视西洋近代文明。辜鸿铭尽管早年曾经留洋，精通西学，但是归国后却对西洋文化嗤之以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不遗余力。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辜鸿铭本人也因此以及自己乖戾的言行被时人冠以“怪杰”的雅号。可见，在当时，辜鸿铭就是以一个文化怪杰的身份存在于文化界。
正是由于辜鸿铭特异的文化理念以及在文化界的特殊地位吸引了研究者过多的注意力，因而却大多忽视了辜鸿铭的政治作为。辜鸿铭虽然不能称得上是当时的一颗政治明星，但是他的名字却与当时的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1885年辜鸿铭进入张之洞的幕府，被聘为督衙洋文案；1896年作《上湖广总督张书》一文，反对学习西方进行近代化改革，表示彻底折向儒家传统的态度；1901年年初将《我们愿为君主去死，皇太后啊！中国人民对皇太后及其政府真实感情的陈述》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于《日本邮报》并附说明，呼吁列强在“必尊两宫”的前提下尽快与中国议和［1］621-622。此外，辜鸿铭对政治的关心还可以从他与芥川会面时的对谈中找到佐证。芥川在《北京日记抄》中有这样记述：
小姐离开之后，先生又为我论及段祺瑞，论及吴佩孚，同时论及托尔斯泰（听说托尔斯泰曾给先生来过信）。论过来，论过去，先生可谓意气风发，眼光越发如炬，脸庞越发似蝙蝠。（中略）我有感于先生所论，问道：“为何先生感慨于时事而不参与时事？”先生回答了几句，因讲的太快，不巧我未能听清。“请先生再讲一遍。”我重复说。于是,先生便似有所恨地在粗纸上大书曰：“老、老、老、老、老……”［2］184-185
辜鸿铭论及段祺瑞、吴佩孚等政治大事的时候显得异常兴奋，如“先生可谓意气风发，眼光越发如炬，脸庞越发似蝙蝠”。同时又遗憾自己年事已高，不能继续投身政治。芥川的这段简短的描写十分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了辜鸿铭对政治的浓浓的激情与淡淡的无奈。
上面所述内容只不过是辜鸿铭的政治言行的一小部分，尽管他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一些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这些也足以证明了辜鸿铭在政治上也是异常活跃的。
二、芥川龙之介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旅行目的
那么，要探究芥川访辜的原因首先要了解芥川来华的原因，这是访辜的大前提。关于这个问题，日本研究芥川的专家关口安义曾在其著作《特派员芥川龙之介——在中国见到了什么》中作了简单归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芥川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中国的古典文学，并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书画情有独钟。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中国就是古典文学中所描绘的那样神秘而美好，对产生这样优秀文学的土地——中国也充满了神往之情。在他的通信集中有大意如下的一段记载：“我听了里见淳的报告之后，无论如何也不理解曾经伟大的中国现在是如何的不伟大。”所以，为了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到中国旅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而这一美好的愿望成为他到中国的内在动机。这种推动力后来促成了来华这一事实，同时这也为他拜访辜鸿铭提供了可能性。
关于芥川的文化之旅，许宗元在其论文中有很有见地的论述：
芥川的游记告诉了我们：他游中国是为体验中国文化，是文化旅游。芥川氏此行的目的不是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而是以中国的当代社会为其旅游客体。（中略）可见芥川氏的旅游是文化考察型旅游［3］77。
他的这一观点确实从本质上揭示了芥川中国之行目的的一个侧面。然而，芥川的目光却并非仅仅停留在中国文化这个单一层面上，还对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抱有关心且进行了一定的思考。这一点从芥川所拜访的中国名人的特殊的身份上便可以窥见一斑。如章炳麟作为我国一代国学大师为国人所熟悉，同时他又是一个与孙文、黄兴齐名的近代革命的三尊之一，主张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郑孝胥也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近代文化名人，他是一个满清遗老，主张维持原有的王政之体。如“郑孝胥表示，他已对中国的政治绝望了。只要中国坚持共和政体，就永远不可能避免混乱。但是要恢复王政，摆脱当前的困境，也只好等待英雄的出现。”［2］40而李仁杰则是主张社会革命。如“‘李氏云，现代的中国该如何？要解决这一问题，既不在于共和也不在于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之改造无能为力。过去也已证明之，现在仍在证明着。然而吾人所该努力者，唯革命之一途。’”［2］57从芥川与被访的中国名人谈话的内容看，大多是围绕中国的政治所展开的，而上面的三人的政治主张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主流观点。芥川之所以精心安排拜访三个政治主张截然相反的中国知识分子，用意很明显，即通过他们的观点，从多维的视角来把握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因此，这里凸显的是芥川对中国政治的一种关注。
此外，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担负着的任务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对中国全面综合性的考察。如，该报社在芥川龙之介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就发布了这样的广告词：
中国乃世界之谜，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度。一方面，古老的中国犹如一颗老树卧在大地上，另一方面，新生的中国则像嫩草一样正在成长。在政治、风俗、思想及其他所有方面，中国固有的文化正与新世界的新文化纵横交错在一起。这正是中国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所在。（中略）本社今有所思，将于不日之内刊载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印象记》。（中略）芥川看到的中国，具有怎样的新面目，又如何富于新意，这只有读了他的《中国印象记》才能得知［2］11-12。
这段广告词很清晰地指出包括政治在内的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正与当时的世界发生摩擦与融合。中国政治的波动与走向也成了当时日本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该报社也想通过芥川的《中国游记》能够满足众多报纸读者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之渴望。因此，观察中国政治，解读中国政治是芥川应做之事。
三、芥川龙之介视野中辜鸿铭的文化、政治定位
芥川来中国主要是考察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其手段除了游览名胜、观看文艺之外，还要拜访中国的名人。因为这些中国名人多兼备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当时文化和政治的复合性载体，而辜鸿铭就是其中一个“特异”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政治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思想文化上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期。因此，当时的文化人多用自己的理念、方式去捍卫中国文化。高拜石在他的文章《辜汤生——文坛怪杰》中曾经这样论述道：“数十年前，译述界有‘三大贤’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人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辩护者。（中略）辜则专办出口货的，把中国思想运输到西洋去，可称文化怪杰”（见台湾《新生报》1967年）。由此可以窥见辜在国内文化界的声望与地位。
其实，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当时的落后是由于腐败的封建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若要挽救中国就必须对旧有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可是辜鸿铭却背道而驰，热衷于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与先进性，乐此不疲。雷颐也在其论文中将辜鸿铭称之为“文化碰撞中的畸变者”，所以辜鸿铭成为当时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引人注目。史敏在《辜鸿铭研究述评》中曾经对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作了归纳：
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看，辜鸿铭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振奋了民族精神，树立了民族自尊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从后殖民主义语境看，辜氏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压迫的抗议［4］56。 而一九一三年，瑞典文学院就提名两名东方人作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位就是辜鸿铭。之所以提名辜鸿铭的理由是他翻译了中国的典籍，向西方介绍儒家经典，弘扬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人生哲学，激烈地批判了以西欧为中心的大国沙文文化。所以，严光辉在《辜鸿铭传》中有这样评价：在西方人的眼里，辜鸿铭恰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成了东方文明的代言人。通过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辜鸿铭的文化地位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从根本上讲，辜鸿铭的思想言行是时代的产物，同时[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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