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作家塑造了一个中国人--富有但精神世界却一片荒芜的浪荡子，它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也是作家对他者认知的象征性体现。
　　[关键词]杜拉斯 中国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4-1996，3)是当代法国最有魅力、在全世界最有影响、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杜拉斯出生在交趾支那（现为越南南部）嘉定市，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一直到18岁时才回法国定居巴黎。东方文化、异域风情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特殊的异国身份让杜拉斯对印度支那怀有特殊的深切感情。她在印度支那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和生存感受，成为日后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独特的“印度支那情结”使她成为了一个极富东方情调的作家。
　　1930年杜拉斯16岁的一天，乘车从家里回西贡的寄宿中学，过湄公河时，一个中国男人在渡轮上被她的青春美貌和异国风韵所倾倒，主动找杜拉斯搭话，并用自己豪华的私家车把杜拉斯送回学校，从此两个人有了一段恋情。这段与中国男人的爱情让杜拉斯终生难忘，她也没有停止过书写这段与异国情人的爱情故事，最早出现的是她1950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写实作品，它以20世纪早期法属印度支那为背景，描写了移居到殖民地来的一个法国普通庭的生活：母亲的不幸遭遇、苏珊及其哥哥约瑟夫的爱情故事。母亲深受法国官方宣传的“到殖民地发财”的影响移居到印度支那，丈夫去世后她独自一人艰难地挑起了全家的重担，最后用长期的积蓄向殖民地当局购买了一块土地进行耕种，然而这块土地每年都要受太平洋海潮之害，因此经济破产，这个家庭只能处于白人的底层。
　　出现在这本书中的苏珊的追求者“中国情人” 诺先生，是一位富有但精神世界却一片荒芜的浪荡子形象，他浑浑噩噩，游手好闲，人格猥琐、懦弱，但又色迷心窍，是法属殖民地中连最底层的白人也打心底给以蔑视的形象。
　　苏珊一家与诺先生的相遇是在朗镇的餐厅里，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诺先生的豪华汽车和他的钻戒，约瑟夫见诺先生第一面对他的评价是：“他妈的，那车太棒了……别的嘛，那家伙像个猴”。而在苏珊眼中，诺先生是一个“面孔不英俊、窄肩、短臂、个头中等以下；手很小，比较瘦” 的形象。
　　接下来便是对诺先生身份的介绍：
　　诺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投机商的独生子……却非常无能，他的万贯家产只有一个继承人，而且这个继承人没有丝毫想象力。这个孩子是这个人一生中唯一的弱点，也是决定性的弱点：他不能对孩子投机。自以为养了一只小鹰，不料从桌底下钻出来的是一个傻瓜。
　　诺先生诚心诚意弥补父亲遭遇的不公。可是他对任何具体的事都不善长，甚至对这样的无所事事也不在行。[1]
　　在诺先生与苏珊相遇并看上苏珊之后，苏珊一家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把希望寄托在诺先生身上。苏珊以及母亲并没有看上他，看中的只是他的富有，想利用他来解决家庭的经济困境。诺先生与苏珊相识不久也就明白了对方根本不会爱上他，于是便投其所好，利用他的财产来诱惑苏珊，小说对诺先生形象的描绘主要通过他对苏珊的两次诱惑来完成，第一次是诺先生用送留声机给苏珊来诱惑她打开浴室的门，这是一种赤裸裸地以物质交换为条件的关系，诺先生显得丑陋、色情、鄙污而不堪入目。如果离开他的车、他的丝绸西服和他的司机，他在苏珊眼里也就一无所是了。
　　诺先生的第二次诱惑是：如果苏珊愿意和他一起进城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他就送给她一枚钻戒，这枚钻戒值苏珊家的吊脚楼的价钱。诺先生答应在城里只呆三天，去看电影，绝对不碰苏珊。苏珊明白“她给他打开浴室门已经不够了，对留声机是够了，但是对钻戒就不够了。钻戒值十台、二十台留声机。”
　　当苏珊当着自己哥哥的面把诺先生诱惑她的事情告诉了约瑟夫后，诺先生否认地乱挥手，他都快晕过去了。最终，乏味、可笑又极度尴尬的他，还是把钻戒送给了苏珊，而苏珊接过钻戒，没往手上戴，而是握在手里跑向吊脚楼，甚至都没向诺先生道别。

　　第二天，苏珊听取了约瑟夫的建议，在得到诺先生的钻戒后决定不再和其来往，当他被告知不要再来后，诺先生在苏珊面前是狼狈、慌乱、痛苦而“天真”。
　　对苏珊来说，与诺先生分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与诺先生之间有天壤之别。昨天诺先生的车还没什么不同，因为苏珊还可能拥有，而此时这辆车却显得碍手碍脚，丑陋无比，因为对苏珊它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毫无用处了。
　　苏珊与诺先生的爱情故事就此结束，但小说对诺先生的丑陋人格的揭示却没有就此停止，小说第二部中苏珊一家去城里卖那只戒指的时候，苏珊还是最后一次与诺先生相遇了。穿着比以前更讲究，但仍然丑陋不堪的诺先生找到了苏珊，并陪苏珊去看电影，在电影放映期间，他时不时的拉过她的手，紧紧握着俯下身吻着。看完电影后，诺先生用他的车送苏珊回去的途中又试图吻她：
　　苏珊与诺先生的最后一次相遇并不浪漫也不悲壮，而是显得很恶心，诺先生又一次展露出了他的无耻、丑陋、毫无尊严感的一面。
　　正如巴柔所指出的：“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2]换言之，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同时又是对异国文化现实的描述。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人”形象也不列外，它同样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
　　作品中的诺先生正是旧中国纨绔子弟的代表：他们出身于富贵人家，有着十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豪华的服饰却掩盖不了苍白的灵魂。寄生于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中，他们一个个犹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无所事事，浑浑噩噩，除过沾花惹草就一无所能，甚至连沾花惹草的本领都已经丧失。这样的中国人显然已无明天可言，包括他的肉体、外貌，也是瘦弱、丑陋不堪的。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已经病入膏肓，除过手里的财富尚可利用外，已一无是处。应该说，作品中的诺先生是处处受制于人，遭受欺凌的。他被法国人看上的是他的财富，苏珊一家处心积虑地想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是好处。他的品质是卑劣的，人是瘦弱的，他幻想得到爱情，又知道自己无法得到爱情，他一次又一次地送给苏珊东西，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轻蔑和嘲笑，他无力反抗，骨子里有一种对法国人的恐惧。苏珊一家在得到那枚值钱的钻戒之后一脚把他踢开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有象征意义的，透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再现的是一种旧中国文化现实。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杜拉斯通过诺先生与其他人物的交往以及对比，塑造了一个丑陋、懦弱、猥亵、卑污的中国人形象，苏珊一家尽管对诺先生的态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以一个欧洲人、西方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个中国人，诺先生在他们眼里是那样的滑稽、丑陋、无能、懦弱，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个性，他们都认为苏珊嫁给诺先生是毫无可能的。作者自我民族的优越感也得到了鲜明体现：他们即使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但人性却自由而舒展，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是富有的诺先生永远也难以企及的。苏珊最终回到，她的白人兄弟的怀抱，就是作家这一认知的象征性体现。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张容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2]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