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史的研究中，一个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的小团体——平社，逐渐浮出水面，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历史的复原。然而关乎此的发掘还仅仅只是开始（1），诸多与此相关联的细节尚未得到精心的梳理和厘清，例如平社与费边社的渊源关系，以及拉斯基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虽亦有学者偶然言及，但大多缺乏专门分析，往往失之于略、语焉不详。而本文即拟就此做一番初探性的尝试，以求抛砖引玉、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丰瞻与深化。

一

正如有论者界定，平社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核心组织的一个费边式团体（2）。那么什么是费边社呢？揆诸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费边社是一个成立于1884年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团体。究其社名，乃源于古罗马将军、著名的拖延战术家费边•马克西姆。据传，这位将军在与迦太基汉尼拔军队交手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采用了迂回等待、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并由此以“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闻名于世。由此可见，以他的名字作社名，这本身就表明了费边社的改良主义立场。费边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也必须以“迟缓”和“渐进”的步骤，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为此，多年来他们一直用象征慢而稳的乌龟作图案来装饰其小册子的封面。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这样一句社铭：“要象费边与汉尼拔作战那样，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他还是极其耐心地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到，就得象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3）当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费边社等待有余而进攻乏术，从来未见他们有过“全力出击”。

作为如上所述的一个团体，费边社是怎样影响着平社，或者说平社究竟在哪些地方受到了费边社的熏染、以至于带有典型的费边色彩呢？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征。

（一）成员构成的知识精英色彩

费边社的基本成员，是以“资产阶级和知识界的人为主”（4），大都是一些学者、律师、新闻记者、文官、证券经纪人等高级知识分子或职员，其中最著名的有乔治?肖伯纳、悉尼?韦伯、悉尼?奥利维尔和格雷厄姆?华莱士等“四巨头”，这一状况从该社成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对成员文化素质的高要求加上入社资格的严格审查，使得费边社历来人数都较少，即使在二战后免除了一切入社手续，社员总数也不过仅有八千多人。与此相仿，平社的构成同样也具有明显的知识精英性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主要成员胡适、罗隆基、王造时、梁实秋、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吴景超、陈源、任鸿隽、闻一多、邵洵美等，均曾留学欧美，并且回国后大多在大学任教，不少人还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等职，几乎覆盖掌握了当时中国各大学和各学科的“话语霸权”，可谓是知识界精英的云集。但也唯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规模的发展，从1929年4月开始到1931年初终结，参加者也就20人左右。这样的规模在思想流派或文学社团中，或许还不算最小，但倘以政团论之，则实在堪称袖珍。

（二）活动方式的学院书斋色彩

费边社的规则明确规定，它的活动是通过召集大会、演讲、讨论小组、会议和暑期学校，通过促进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的研究，通过出版书籍、小册子和刊物以及任何其它适当的方法来推进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共教育（5）。他们宣称，“我们纯粹只是一个教育团体，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政党，我们应该继续灌输思想的政策，使每一阶级、每一个人受到我们的影响。”（6）这就注定了其活动必然是在浓厚的研究氛围中进行的。由1889年肖伯纳主编《费边论丛》肇其端，“四巨头”与其他社员出版了数不胜数的小册子来宣传费边主义，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财力。平社的议政方式与此也十分类似，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据胡适所记，平社基本每周聚餐一次（大都在其家），每次由一人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1929年主要围绕着“中国的现状”，计划分别从种族上、社会上、经济上、科学上、思想上、文学上、道德上、教育上、财政上、政治上、国际上、法律上等方面展开，由各人分工（7），充分发挥其拥有人才的学科分布面广的资源优势；另外还拟将讨论报告汇编结集，合刊为一部书，这显然也是刻意仿效费边社的做法。1930年后，平社的活动方式虽然由一人作报告改为两人互相辩论、再由大家讨论，总议题也转为更具对策性的“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改变，都无法淡化其“书生议政”所天然带来的学院书斋色彩。就此，美国学者傅乐诗曾十分传神地指出，“他们的政治行动计划是至亲好友傍晚在家中聚会时进行——而不是在会议厅和群众大会的热烈讨论中进行的。”（8）

（三）政治主张的温和渐进色彩

如果把上述特性尚且归结为二者外在形式的相似性，那么在政治主张的具体内容方面，平社与费边社更是体现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诚然，费边社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团体，承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们从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社会有机体论”出发，把历史发展看成是类似于自然界纯粹进化的过程，从而否认飞跃、质变和渐进过程的中断，并由此公开声称他们所信仰的费边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自觉的渐进主义”，同时还明确表示，在“并非经过灾难导致社会主义”问题上，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对此，其代表人物悉尼?韦伯曾经做过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从一个旧社会到一个新社会，只不过是一个迂缓的演化过程，“在历史上还找不到乌托邦式的和革命的突变例子”（9）。18世纪封建贵族制度的崩溃，在他眼里也并非革命所致，而是工业革命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政治权力和政治组织将逐渐被使用于工业，社会公共设施将逐渐增加，私人剥削范围将逐渐缩小，这样社会主义就无需进行推翻现存制度的社会革命，而在资本主义内部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正所谓“在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大厦”（10）。因此，韦伯断言，“哲学家们现在不再去寻找什么别的东西，他们所寻求的乃是从旧制度逐渐进化到新制度，并且认为在这种进化过程当中，任何时候都无需破坏整个社会组织的连续性或者把整个社会组织突然地加以改变。”（11）为此，他还具体提出了社会改造的四大原则：（一）民主主义的变革。（二）渐进的变革。（三）合乎道德的变革。（四）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12）。与韦伯相呼应，肖伯纳也以他那特有的文风撰写了一句名言：“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而混乱却又是戒严的产婆。”（13）总之，费边社坚信只有循序渐进才是社会变迁的常态和社会进化的正轨，倘若采用突然的、变态的手段去改革社会，则肯定会使社会本身受到损害大伤元气（14）。

对费边社所宣扬的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费边社会主义是“有教养”的资产者的幻想，其实质是企图“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15）；1893年，恩格斯又针对费边主义的所谓“渗透政策”精辟指出，“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16）。列宁也多次批判了费边主义的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并且尖锐指出：“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毫无疑问就是‘费边社’”（17）。

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平社依旧重蹈了费边社的覆辙。1930年4月12日，刚刚从人权论战中退却下来的胡适本着“救火”、“补天”的目的，作了《我们走那条路》的报告，以此作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总题目下“概括的引论”，说明他们“一个根本的态度”。在该文中，胡适代表平社“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那么中国今日究竟需要什么呢？在他看来，“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18）两相对照，这与费边社所提出的“自觉的渐进主义”何其相似！（19）至于他对国民党“用诚恳的态度下恳切的指责”，正如其所言，“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作时代的领导者”（20）。而当时与国民党笔战正酣的罗隆基，则不仅在平社聚餐会上专门作了关于费边社历史及议政方式的报告，而且还径直将费边主义运用于分析时局，从而达成了“两恶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在《论共产主义》一文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和否定（21）。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中，他甚至表示“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并献策建议修正国民党的党义，实行思想的自由，让费边社会主义发展起来（22）。由此足见费边社对平社同人的感召之大。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的梁实秋对“超阶级人性论”的阐发，其实在费边主义的阶级调和论中也不难找到其滥觞所在。

二

作为一个团体，费边社之于平社的魅力及影响，从以上三个方面即可见一斑。然而在这里或许还不得不提起一个几乎被人忘得差不多的英国人，他就是拉斯基（23）。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J.laski1893—1950），是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一生著述三十多部，此外尚有大量的小册子、论文、演讲稿等，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在欧美思想界有着重大的影响，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他同时还作为费边社的重要成员，被平社异乎寻常地加以尊崇。他虽然没有像杜威、罗素、泰戈尔、肖伯纳那样亲自踏上中国来宣扬自己的学说（24），但却仍拥有众多的中国信徒。在其担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期间，陈源、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都曾先后亲炙其学。尤其是在罗隆基的倡议下，平社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大规模译介拉斯基的著作。在《新月》甫初转向议政的第2卷第2期，就刊载了黄肇年翻译的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的第一章，1930年又由新月书店出了全译本；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了邱辛白翻译的拉斯基的《政治》；《新月》第3卷第5、6合期和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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