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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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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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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江中下游城市走向近代化是吸取外来文化的结果，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在当时，这样清醒的先进人物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昏睡未醒。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一次刺激了中国人，较多的人认识到“师夷长技”的必要。曾国藩、李鸿章等体验到洋枪洋炮西方技艺的优势，走上了学习西方制器的道路，创办了近代军火工业。这时上距魏源、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经二十年了。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民营企业仍然很少建立。1887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89年，宁波商人在慈溪创办了火柴厂。1892年，在杭州市中心出现了一家蒸气石印厂，由一台小型发动机发动，雇工约30人。除了以上3家民营近代企业外，在甲午战争以前，长江下游城市（上海除外）没有出现其他民营近代企业。
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不仅在制器层次上，而且要深入到制度层次上向西方学习。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出现了“设厂自救”的第一个热潮，出现了康梁的维新变法。从1895年到19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就镇江、苏州、无锡、南通、杭州、芜湖等城市统计，出现了15家民营近代企业，其中丝厂8家、纱厂5家、面粉厂2家，资本总额有4，746，000元。
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镇压了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历史出现了短暂倒退。但是，世界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进一步内外交困，被迫实行“新政”。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建议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三事；第二、三两折则建议“整顿中法，采用西法”。
晚清十年“新政”使长江下游城市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就近代工业而论，从1901年到1910年，在长江下游新办了48家近代企业，遍及南通、无锡、镇江，苏州、常熟、崇明、太仓、江宁、如皋，扬州、泰州、芜湖、池州、休宁、怀宁、杭州、宁波、湘州、硖石等城市。从行业看，包括机械、电力、面粉、缫丝、纺织染、化工、肥皂、榨油、自来水、火柴等。此后，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问题上，虽然仍有反复，但是，保守势力已不占主导地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极少数先进人物睁开眼睛看世界，到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整整经过了六十个年头。
吸取西方文化，推动城市近代化之所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于人们吸取外来文化往往要经过“接触——思考——吸取——融合”的过程。西方文化到了中国，中国人接触之后可能不理不睬，也可能蔑视排斥。西方文化是随着暴力侵略传入中国的，但暴力并不能使中国人民思考西方文化。思考是人们自己主动的思维活动，需要时间。通过思考，才能认识哪些外来文化对自己有益，哪些对自己无益，从而吸取对自己有益的，抛弃对自己无益的。促使人们主动思考的是启蒙教育，暴力在这方面不起什么作用。相反，暴力强制往往使人们产生厌恶情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长期和西洋文化接触以后深思熟虑的结果。曾国藩、李鸿章吸取西方军火工业也是“接触、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只有洋枪洋炮才能对付“内乱”和“外侮”。稍后，在民间资本创办工厂的过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一般商人在没有感到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虽然接触到工厂，也是不愿意投资到工业上去的。南通大生纱厂集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张謇说：“通州本地风气未开，见闻固陋，入股者仅略零小数。……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探听他厂情况，即相率缩首而去。甚者以鄂厂之商本无着，苏厂之股息难收，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7页。)
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较早、较多、较深，体会到投资工业的“好处”，因此，首批投资于近代工业的有产者中主要是洋务官员、买办以及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无锡祝大椿在上海经商，当买办赚了钱。1898年，他投资5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华商第一家机器碾米厂。以后除在上海投资近代工业以外，他还在无锡茂新第一面粉厂入股4千两，合资创办源康缫丝厂，投资创办福昌缫丝厂，投资惠元面粉厂；在苏州、扬州、常州、溧阳等城市投资创建发电厂。粗略统计，从1898年到1913年止，祝大椿投资近代工业的资金总额近300万两。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都是李鸿章的幕僚、洋务官员。周舜卿是英商帅初所办洋行的买办，蔡瑞馨系泰和、怡和洋行买办，都创办了近代工业(以上参见钱大江，《无锡七大棉纺织厂的形成和发展》，载《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12月，江苏省政府公布《工厂登记规则》，截止1936年6月底，南通、海门、崇明、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江阴、吴江、镇江、句容等11个城市呈请登记的合于工厂法第一条规定，即采用机器动力的工厂，计130家，登记资本总数43，041，600元，工人总数71，158(见《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第二章，江苏省之经济建设。)。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由于多种原因，厂家隐瞒，拒不登记，或减报资本或工人数字。但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近代工业发展的大体水平。
下面再补充说明几个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发展的程度。根据1934年版的《无锡概要》所载史料，当时无锡面粉、碾米、榨油、棉纺织染、缫丝、针织、机器■纱、石灰砖瓦、化工、药棉纱布等19个行业，193个企业的全部工业资本计有18，100，00银元左右。在棉纺织、缫丝、面粉3大行业中形成了六大民族工业系统，即以业勤、广勤两棉纺织厂为主的杨氏系统；以蔑新面粉厂，申新、振新两棉纺织厂为主的荣氏系统；以裕昌等缫丝厂为主的周氏系统；以水泰等缫丝厂为主的薛氏系统；以九丰面粉厂、广丰棉纺织厂为主的唐（宝谦）、蔡系统；以丽新棉纺织厂染厂为主的唐（骧庭）、程系统。这六大系统在棉纺织染、缫丝、面粉3个行业中拥有21个企业，全部资本额即达13，080，000元，占无锡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左右。到1936年，六大系统资本总额增至18，805，300元(转引自钱钟汉：《抗战前无锡六个民族工业系统的原始资本及其发展变化》，见《江苏近现代经济史文集》第94、95、103页。)。又据1930年《无锡年鉴》统计，早在1929年，无锡12个行业，208家工厂年产值达98，829，000元，是年农、副业产值约60，000，000余元，工业产值占工农副业总产值的60％以上。
再看南通，自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以后，连年获利，成为当时民营企业中最大的棉纺织工厂。1911年大生一厂纯利达201．520两，利润率为17．83％；1912年纯利增至326．985两，利润率为28．94％；1913年纯利增至367．691两，利润率为32．54％。大生二厂在1911年获纯利112．962两，利润率为13．05％；1912年纯利257．410两，利润率为29．13％；1913年纯利增至286．821两，利润率高达33．13％(严学熙：《中国第一个企业系统——大生企业系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84、88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1918—1921年，四年之中大生资本系统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营范围包括轻纺、重工、电力、航运、公路、邮电、金融、食品、盐业、农垦、水利、房地产、市政、文化、教育、卫生、慈善等近20个部门，总投资额达34，480，000两(驹开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见《江苏文史资料》第10辑。)。
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城市生活发生新的变化。据1914年统计，江苏南通、海安、扬州、六合一线以南及整个江南地区，民营发电厂（电灯厂）总数达到104家(见《江苏市政府公报》第1816期，转引自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第344—355页。)。
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普遍出现了新式工具。1933年9月，南京长江轮渡建成1934年钱塘江大桥开工；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1936年苏嘉（兴）铁路通车，1936年江南铁路南京至芜湖线通车，并与沪宁线接轨。到1936年完成公路路面并通汽车的路线有：南京至杭州，苏州至嘉兴，上海至杭州，南京至芜湖，镇江至句容，镇江至金坛，无锡至江阴，无锡至宜兴等等。长途电话亦有发展，以南京为起点，南京、句容、丹阳、武进、宜兴、金坛、溧阳、丹徒、常熟、苏州、江阴等城市建成联络线。
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近代市场体系及信息网络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步形成。这个市场体系是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内地辐射的。在长江下游以若干中等城市为中心又逐步形成第二级城市体系。这些中等城市包括无锡、常州、南京、芜湖、南通、宁波等。第二级市场体系下还形成第三级市场体系。这种体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商品贸易有不同的市场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体系也会发生变迁。以无锡的蚕茧生丝市场为例：无锡各茧行在蚕茧成熟时，向宜兴、溧阳、金坛、丹阳、常州等地的农村采购烘鲜茧。从这些地方采购到烘鲜茧供无锡各缫丝厂全年用茧量的三分之二(见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第176页。)。上海的缫丝厂也向无锡采购，采购量约占无锡产茧的20—30％(《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四篇，第二章。)，无锡各缫丝厂所产生丝大都由上海各行购买，转运欧美各国。据统计，直到1949年以前，苏南出产的生丝（主要是无锡生产的）有90％经上海出口(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第879页。)。又据统计，从上海出口的商品中，占全国出口额50—90％以上的茶、丝、猪鬃、面粉、土布、丝织品、陶瓷器等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而无锡则是这些商品的初级集中地。上海居民消费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如棉花、烟叶等，也有相当一部分经由无锡运入。上海出产的日用品以及部分机器产品，则通过对流的渠道经无锡转销到苏南各地。
在城市信息体系方面，二级市场体系中心与上海保持密切联系，随上海市场变化而变化，无锡各大工厂在上海都设有申庄，申庄定期从上海向无锡递送市场商情，无锡各工厂派驻周围各县的原料采购机构或人员也常以电报、电话或信件和工厂保持联系。无锡各行业每天交易的行情，都及时传达到苏南各地，并影响到苏南各地行情的涨落，许多县城及集镇的工厂和商店都依无锡的行情而确定自己的价格和行为。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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