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针对现代社会对于亚文化讨论的热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文章试图从大众文化的解析入手，并逐步说明大众文化是如何在亚文化的道德重塑问题上发挥道德功用的。
关键词   大众文化  亚文化  道德  电影  同性恋  虐恋
个人认为，随着20世纪中后期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以及西方学者在此方面进行的大量研究与张扬，许多处于亚文化或边缘文化的话题开始走上“地面”，越来越多的大众传媒或副产品热衷于谈论这些话题，当代社会看上去似乎在朝着一个更为开放与宽容的格局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普及也使得这些亚文化的产物在更强烈的挑战着人们的传统道德底线，这些看起来有违大众伦理道德的行为或现象，也因此有可能更为当代社会所不容，并受到“惩罚”，当然采取的不会是从前的社会模式。笔者试图以这样的背景为研究范围，讨论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但由于个人研究能力和知识范围的有限，并不打算将所涉及到的概念做完备的外延分析，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上我决定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电影艺术和网络文化，而在亚文化这里便是现在也是一直以来被讨论最多的同性恋，虐恋文化。至于为何这样选择，我会在下文做具体说明。但我并不就此认为，带有褊狭的选择就降低了文章的说服力，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情感和偏见的可靠程度与一种有缺陷的理性不相上下”；况且我也是大众文化的一分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周全的深入讨论并不比个人的选择分析来的更为客观。
 一、尽管“大众文化”一词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用语汇，但对于它的确切定义却是一直有争议的。“大众文化”一词来源于西方，在西方研究大众文化并给其下过定义的学者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等。英美理论家杰姆逊，费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也对当代大众流行文化说了不少观点，但都各不相同。因此要在这里说清大众文化的确切意思是没有意义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它的道德功用的讨论，因为我们有最能体现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载体——电影。另外，日益发展的网络文化和其他传统媒体也是很容易见出的表现方式。
 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界定大众文化的四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众人喜好的文化”。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人对它的理解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无疑，电影作为一门较年轻的艺术形式与传播媒介，受到了最多的喜爱与关注，也承载了最多的大众文化信息。基于后现代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人们开始认识到电影已逐渐不再是最初用镜头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与过去其他的传统艺术的发展一样，已经在社会中扮演着重建或重塑真相与意识的角色。并且由于它从诞生起便拥有的形式上的优越性，它能比其他大众文化更直接，更深入的影响到人们现时的观念意识。电影本身是一种“被观看”，电影观众是透过镜头“观看”，这样就构成了一种“针孔窥视”模式，针孔内的影像满足针孔外人们的窥视欲；同时，藉由这种心理欲望的被满足，针孔内也完成了重构针孔外集体潜意识的任务。将这一模式投射到大的文化范围，亚文化相对大众文化来说是小部分被边缘的文化，处于针孔内，针孔外是大部分作为主流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急于窥视到针孔内的状况。于是，电影急不可耐的开始大量并公开的表现亚文化题材，即是将亚文化转换为大众的“被看”，以满足针孔外的窥视欲。这个观点，近年来表现同性恋，虐恋文化的影片大受欢迎是不争的事实。[1]这也是使得整个当代社会看起来更为宽容温和的表征之一。而要说明大众在短时间内将这类题材的影片由边缘地带拉回大众文化的中心，也有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便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近年来最热的李安导演的《断背山》，无论在精英文化（电影节）还是大众文化（电影院）都获得了最大的认可和关注。而同为李安导演的《喜宴》，在九十年代初却是不能像今天这样被大众文化极力追捧的。这样，其实大众文化便在帮助自身完成窥视欲的满足的同时，也帮助亚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伦理禁忌在大众身上的投射加强，为其重塑道德的可能性添加预设。
    二、苏珊·桑塔格曾在《百年电影回眸》里写道：“电影激发的爱曾十分博大，因为人们一开始就确信电影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它具有典型的现代性；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诗情与神秘感，色情与道德存于一体。电影有门徒追随（如同宗教）。电影是一场圣战。电影是一种世界观。……电影既是艺术，也是生活。”[2]的确，电影是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也是走下神坛的大众艺术。它的特殊性表现在大众对它的独有的迷恋，而这种迷思也构成了大众文化最主要的心理特征。笔者较倾向于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后现代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差异之后形成的当代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的兴起将不再区分所谓的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而原先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也将被消解。这在电影方面的体现便是独立电影的兴起。独立电影按照最简单的分法可以理出两类：一类是记录片和先锋派；另一类是“同性恋”和“坎普”电影，它们也因为挑战传统的性别身份的做法而赫赫有名。如果说旧有的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行将终结的话，那么当代语境下的“坎普文化”便是这个时代精英文化的替代品。[3]
    大众文化在将精英文化和贵族神话击碎的同时，也就给了坎普发生与成长的间隙，然而对于现今缺失贵族的大众文化，将有谁来倡导和指出这种特殊的趣味呢？这个答案的持有者是：一个临时的自选阶层，大部分的同性恋者，自封的趣味贵族。而这些趣味贵族对大众文化的随便利用，不仅造成了人们社会伦理体系的混乱，也在无形中扩大了大众文化的传播范围。这方面的代表便是奥斯卡·王尔德[4]或是类似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的诸多影片，其他大众文化的形式，比如在欧美和台湾都很流行的同性恋游行集会，推广同性恋文化的网络杂志与书刊，研究虐恋文明与SM文化史的学者和相关音乐家。这种对于趣味（taste）的使用也恰巧迎合了大众文化的迷思心理，大众文化被迫扩展了自身的道德界限。

 三、最后我们不能不回到根本的道德问题上来，这是个棘手的问题，道德如何来定义，福柯在《性史》中写道：“这个词语本身的含糊不清是众人皆知的。道德一般是指通过诸如家庭，教育机构，教会等各种指令机构对个体提倡的一套有关行为的价值和规则。……简而言之，合乎道德的行为不是一个或一系列仅仅合乎某一规则，法规或道德价值的行为。所有的道德行为自然都与实践的实际情况以及行为人本身有关。后者并不是简单的自我意识，而是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自我塑造。”[5]福柯的观点充满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色彩，建构主义者很喜欢引用后现代主义有关世界秩序的传统理念，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德”作为一个被人类创造的语汇，是会在实践中被不断的再塑造的。而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作为道德重塑和大众文化的双重主体，是很自觉的将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福柯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性和性行为并不是什么自然范畴，在现实中也没有立脚点，它只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只适于人类社会的范畴，而不适于推说到其它社会。因此，同性恋亚文化也并不是什么只能用晦涩的语言才能表达的东西，我们所说的同性恋只存在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古希腊，男性同性恋行为是很流行的，比如著名的苏格拉底和阿伽东；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这一行为不对应于不道德，也并不存在亚文化的概念。因此亚文化的道德重塑只能是当下社会的问题，也只能由大众文化来完成这一任务。应当说，正是处于强势的大众文化在重新建构处于边缘的亚文化，使“不道德”的亚文化重构为“道德”的亚文化。利用解构主义的文本来讲，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大众文化与亚文化，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的紧密联合，成为共同的道德。[6]
    四、为了挽救已经失衡的社会伦理，以同性恋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本身必须就是道德。
参考文献
1.米歇尓·福柯著，林莉等译.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2.苏珊·桑塔格著，黄梅等译.沉默的美学.南海出版公司，2006
3.马聪敏.影像中的女性身份再塑造及女性电影大众化
4.Dr. Nicolas Berggren.驳社会建构主义对性倾向的解释
[1] 同性题材的比如有李安的《断背山》，杨凡的《游园惊梦》；虐恋题材的比如有波兰斯基的《苦月亮》，阿尓莫多瓦的《捆着我，绑着我》。
[2] 见《沉默的美学》，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174页
[3] “正如十九世纪的纨绔子弟在文化方面是贵族的替代者，坎普是现代的纨绔作风。坎普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这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怎样成为一个纨绔子弟。”——苏珊·桑塔格《关于“坎普”的札记》
[4] 当然王尔德本人的生平也是当代电影拿来拍摄的热门题材。
[5] 见《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181～184页
[6] “假如超越差异，对立，概念性本身就是同性恋的了。”——德里达《解构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