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自我失落
一、“发乎情，止乎礼仪”:爱情与失落
当代红学的《红楼梦》“反封建主义”说体系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是这样二个先验的命题。
“爱情反叛礼教!”
“礼教扼杀爱情！
不幸，它是偷换概念的产物！通常所说的爱情，实际上含两层、爱慕与交往首先是个体对某个异性产生了爱慕之情，它藏于心中，尚未向对方表达。这正是辞典对“爱情”一词的解释，其次是男女恋人相互交流爱恋之情，即通常说的“恋爱。”［1］正常的爱情，二者都应具备。如小红与贾芸的爱情。但前者是爱情的基本构件。瓦西列夫说:“真正的爱情即使得不到回报，也仍旧是爱情。我甚至认为它是更伟大的爱情。”［2］当代红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爱情”一词的，宝玉和黛玉相互“爱慕”，但没能相互“交往”，因此，宝黛爱情不是二者都具备的完整正常的爱情、对于前者，红学家们高度赞扬其叛逆了礼教;对于后者，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痛惜为“行动局限”。
然而仔细检查“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各种规范，恰恰是承认并宽容男女心中的“爱慕”之情(“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情之大，莫若男女。”“好色，人之所欲”，“男生而愿为之有室，女生而愿为之有家”)，而仅仅只是严禁未婚男女间的私相“交往”(“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也就是承认‘爱情’，禁止“恋爱”。礼教的反动性不在于禁止爱情，而在于禁止爱的交流与实现，也就是禁止“恋爱”，禁止男女交往，严格男女界限，“防淫佚”，纯风化。礼教的对立面不是爱情，而是“桑濮之勾挑”与“淫奔”。礼教的目的是为了“防淫佚”，纯风化。礼教的全部规范就在于二点:防止“私通”与“私奔”。
因此，题头的命题应作严格限定，写作:
“礼教禁止恋爱!”“恋爱反叛礼教!”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为宝黛爱情作出定性:宝黛所有的爱情(相互爱慕)，恰恰是礼教所允许的，而礼数所严禁的“私通”与“私奔”，又恰恰是宝黛所认真奉行的，因此，宝黛就不是什么“叛逆”与“局限”的问题，而是守礼的程度问题
现实生活中，如果一旦“私自”产生了爱情就是对社会提出“可怕的挑战”，那么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便都是勇敢的“叛逆者”了!如果一定要按贾母不许有“想头”的极端的道学规范，则大多数青年人便都无活路了!王夫人则承认:“女孩儿家长大了，哪个没有心事！”这就是礼教的现实态度。礼教不问你有没有“心事”，只问你是否“私通”、“私奔”。只要你“授受不亲”、“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或者更宽松到“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约”(《自虎通·嫁娶》)，就被视为遵守礼法，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一句话:
“发乎情，止乎礼义。则圣人许之。”［3］
爱情与礼教就这样通过一个·“止”而得至统一。就是说，爱情只要向礼教称臣就能披上合法外衣。
封建社会的男子有极大的便利，一旦爱上某位姑娘，只须将心事“告之父母”或央媒说亲即可。“告者礼也。”如薛蟠看中夏金桂立即吵着要母亲央媒去说亲并最终成婚。这实际是“自谋”。用今天的话是“自主婚姻”。只因没有“自专娶”，礼教便不以为非，所谓“告而后娶”。这样“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只不过是个必须履行的手续而已。有如今天的结婚登记。
从历代笔记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之命”并非绝对排斥儿女的意志，父母在行使决定权之前一般要听听儿女的意见。《红楼梦》50回写:跟贾环上学的钱槐“素日看上了柳家的标致，和母亲说了欲娶他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带出，父母未敢应允。”柳五儿决意“只等三五年放出来，自向外边择婿了。”
这清楚地说明着在“父母之命”下讨生活的青年人的意志。无论男女都有可能把握自己，或者成功地争取“父母之命”，或者迫使“父母之命”就范。除非你自我取消，从不表露自己的意志而拱手听任父母安排。
二、林黛玉：外避“嫌疑”，内避“暖昧”
直到今天，黛玉都被视作宝玉的“知己”。她实在拣了个便宜，误冠此美名，其实她不配!
诚然，宝玉把她当作“知己”。看作精神上的家，每有精神苦恼便立即向她倾诉，以获得一分理解和一丝慰籍。可是却无不如对牛弹琴。不但得不到理解和同情，反倒弄得一肚子不决。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宝玉的追求与痛苦！36回，宝玉“识分定情悟梨香院”，是一次重大的人生危机(入世的)或者说人生觉醒(出世的)。她却和袭人一样，以为“又是从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反要宝玉去给薛姨妈拜寿。与宝玉竟如天人之隔!82回，宝玉不得不读书的第一天，一放学就飞奔到“知己”身旁，向她大诉“死而复生”的解放之感。她却兜头一瓢凉水，赶他去瞧瞧“上头”和别人，以尽孝道和礼节，不愿与宝玉显得有过于别人的亲密。致使宝玉不胜心寒:“我……只是闷得慌。这会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你又催起我来”。接着她露出真面目，大赞“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时而又大赞八股。宝玉才第一次发现“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势欲熏心起来!”两人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当代红学极力溢美黛玉，把“不劝”＝“赞同”，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把两个外延不重合的概念全等。“不劝”可以是“赞同”，也可以是“不关心”，“毫无兴趣”［4］或者暂时顾不上说。黛玉正是后者。她先己后人。前期她全身心用于战“金玉”而无暇旁顾。当她终于觉得赢得了对“金玉”邪说的胜利后，才开始关心宝玉的成人大事，加入了说“混帐话”的阵营。当代红学“取舍再加抑扬”，对黛玉前期的“不劝”，极力溢美之，而对后期的“劝说”，却极力抹煞之，硬是不敢实事求是地承认黛玉说了“混帐话”，千方百计将黑说作白，甚至嫁祸于续作者。如果说，82回“赞八股”是高鹗可恶的篡改，那么，34回“你从此可都改了罢!"79回“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该是曹雪芹如椽巨笔所写的林黛玉的真实面目吧!
实际上，不是薛宝钗，倒是林黛玉在一心一意地求婚。她的全部努力都不是为着爱情，而是为着自己的终身大事。为此，黛玉有两大心病:一是“金玉”邪说将她排斥于宝玉婚姻之外，二是“无父母作主”为她订亲。这是她通向婚姻之路的两个主要障碍。
前期，她全副精力对抗“金玉”邪说，强大的“金玉”压力摧毁了她脆弱的神经。她明知宝玉“心里自然有我……岂是重邪说不重我的”，但由于强迫症，偏要将心理压力渲泄释放到宝玉头上，毫无道理地不断用“全玉”敲宝玉。她逼宝玉交心，与其说“排他性”，不如说“自私性”。为自己放心而不管心上人多么痛苦。直到宝玉终于赞“知己”赠手帕后，她才结束对宝玉的折磨。
排除了“金玉”障碍后，她立即进行第二个战役。首先是化“敌”为友并迫不及待投入到薛家母女的怀抱。先是自我否定，与宝钗和解，对她大唱赞美辞。她以“情感的忏悔”得到“屈从权威”的满足，获得一种“甜蜜感”。［5］一一这就当代红学怎么也说不圆的“钗黛合一”。接着，她主动认薛姨妈为“娘”—当代红学疏漏了黛玉认“妈”的意义，忽视了黛玉一个极好的“自主婚姻”的事实。
黛玉认“妈”，看似多此一举，实则是她谋婚的极重要的举动!排除“金玉”邪说后：“无父母作主”便是她无法逾越的大墙了。从某种角度说，黛玉的“想头”—想终身大事，实在是无父母所逼出来的。一般女孩儿勿须“想头”，父母自会替她作主。而黛玉已经十六了，尚待字闺阁，这是令任何女孩儿都惶恐不已的。因此，排除“金玉”障碍后，黛玉的痛苦主要是“怨女”的痛苦。因为“礼不束缚君子”。黛玉成功地以礼自守并没感到名教的压力。她所苦恼的不是贾母会反对“木石前盟”。她深信老太太与众人一样都赞成宝黛是天生一对好姻缘。只是至今仍“不见有半点意思”，而“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在大了。"(82回)这使她一日不得安宁……终于命运出现转机。宝玉在“试莽玉”风波中公布了“木石一体”的决心，贾府上下一片“木石”呼声，正好薛姨妈“可怜她没父母”，对她特别疼爱“爱语慰痴颦”大赞宝黛“四角俱全”，欲为她作主，这时，她果断地开启了命运之钥，提出:“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57回)接着又单方面极亲热地喊“妈”喊“姐姐”。(59回)—这就是黛玉努力把握命运争取婚姻的强有力的行动。她一生中最大的绝症“无父母作主”便为之扫除!不是吗，“妈”说“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57何)
啊，黛玉陶醉了!她已经预感到幸福的降临。自己为之奋斗多少年的追求就要实现！可以放松了。她性格为之一变，开朗会笑，甚至还很有点调皮，因而也显得格外可爱。她正享受和体味着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当代红学对林黛玉的全部赞辞仅仅在这里才勉强适用!如果说黛玉“违背”了礼教，那不是因为有了爱情，而在于她敢于变相地争取婚姻，聪明地对礼教打了“擦边球”!只要不暴露“心事”就抓不到她“自谋”的把柄！这是她把握命运自我肯定之处。
然而不幸得很!黛玉的悲剧也正在此。她全部的言行又都背离了自己的追求:对人，她努力用无“想头”打扮自己，坚避任何“嫌疑”;对宝玉，她坚拒任何“暖昧”，不许宝玉“造次”；对自己，她竭力遏制心中的自然欲望，不改正视自己心灵中“可耻的下流痴病”，正是由于她成功地外避“嫌疑”，内拒“暖昧”，自禁“想头”，她求婚的两大努力被她亲手破坏了！
紫鹃央薛姨妈向老太太说亲，代她实现认“妈”的意图。她原可以假装生气走开以放纵紫鹃，但她却坚决阻止紫鹃，决不遗“嫌疑”于人。心腹婢女半夜谈心，明确说出她的心事并为她操心。她不懂得因势利导地说:“你疯了!去了几天，这些话不跟他说，跟我个姑娘谈什么作定……”，不，这不是林黛玉所为!她真正暗室不欺，任何时候也不可或失其无“想头”的道学面孔!—当代红学盛赞黛玉“率性”、“任真”。请问:这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真?这只能是自我扭曲的性、自我失落的真!她爱的执着与无“想头”的面孔形成极为刺目的对比!即使独自面对着心灵，她也绝不生一丝儿非分之想。她遏制心灵竟到如此地步，整部《红楼梦》除82回她想了终身大事外，你就看不到她还有过“想头”。因为多想难免流露。所谓“诚于中、形于外，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大学第四十二》)
黛玉对宝玉坚拒“暧昧”的结果，一方面阻止了宝玉“证心”，使他不敢造次，始终没能出口;另一方面禁锢了自己打“擦边球”的努力。她逼宝玉交心的全部努力都被蒙上小儿纠纷、小心眼的保护色，丝毫不敢接触实质问题。宝玉每有造次，她不是勃然大怒就是立即走开，采取自欺欺人的取消主义。而不知严肃地晓之以礼。向宝玉指明“告之父母”的正路。
实际上，不涉“暧昧”黛玉也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赢得婚姻。她应当明白:婚姻的成败不在自己的努力，而在于宝玉有没有婚姻意识，争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得合法手续。这可以说是中国青年男女的常识，何况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然而她始终没有意识到宝玉的毫无婚姻意识，除了“证心”还是“证心”，却没能把精力用于对付宝玉顽固的缺乏现实感的少儿心态，把宝玉拒绝成熟的路堵死。
“试莽玉”风波后，两人第一次见面，本应有一番思想交流与撞击，可是她“些微谈了，便催宝玉去歇息”。(58回)以后，他俩单独在一起竟十几次，都只“些微谈了”，从未进行过一次认真的思想交流。她完全可以欲近故远继续紫鹃的策略说:“哥哥一番苦心，妹妹深知。可是妹妹可怜一个孤人，无人作主，一年年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走不走难说，总不能在你家一辈子!”这是大实话，毫不涉嫌疑暖昧，却无疑逼宝玉正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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