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泥街》和《苍老的浮云》等，女性作家的叙述意识和语言就不可能被解放到今天这样；在讨论目下女性作家中所谓“个人化叙述”潮流时，我们大约不必提及谌容、张抗抗、铁凝等人的名字，但显然不能不提到“残雪”。当然，与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小说文本相比，残雪作品的风格可能给人以矫枉过正的偏激感，甚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阅读过程中的“性别遗忘”，但这对于越出男性审美趣味强加给女性书写行为的种种限制，是不可省略的。
伊莱恩·肖瓦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里分析道：
看看文学史上的亚文化群(指女性文学创作——引注)，如黑人文学、犹太人文学、加拿大文学、英印文学，甚至美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皆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一个较长的时期是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其次是反对这些标准和价值，倡导少数派的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的时期；最后是自我发现，从对反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身、取得身份的时期。
现在，我们用中国文学替伊莱恩·肖瓦尔特女士以上分析补充一个新的例证。从较大历史范围看，我们可以把整个古典时期(至五四以前)视为“模仿统治传统”的时期，而将此后直到今天的这段历史视为有起伏的“反对过程”；也可以缩小时间范围，以70年代末以来为一个单独的演进过程，将残雪的出现作为一个粗略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主流是与传统保持一致(但“反对”的力量已开始滋生)，至残雪而形成一次决裂，而在残雪的基础之上，90年代起，以林白、徐坤、徐小斌、海男、陈染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走上与小说的男性王朝全面对抗的时期。应对90年代小说的这一特征给予重视，也许，它将成为改变下一世纪中国小说格局的一个转折点。
“她们”的形成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似乎是一个天赐之机。假世妇会在中国举行之力，处于“边缘”的女性话语突然成为异常活跃的中心话语，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上关于女性的报道、描述和研究纷至沓来。这无疑作为1995年的一大文化景观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所以徐坤写道：“1995年，中国女性在亿万世人瞩目之下经受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女性集体狂欢，中国的女性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
90年代，女性小说创作以超乎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锐利耸起于中国文坛，诚非一日之功；除却自五四起酝酿积郁已久的“新女性”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遥远背景外，自70年代末开始而在整个80年代绵延深化的对域外女性主义思想、创作的吸纳与消化，更是一剂极其强劲的催化药。可以断言，若无域外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若无域外女性主义小说文本的直接启迪，中国目前的女性小说创作“高潮”就无从升起。这层关系，在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言论里表露极明显——她们的立场、她们的说法、她们的语词、她们文本中常用的意象，大量来自域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例如她们喜欢谈论的“逃离”、“菲勒斯中心”、“身体”……，都是域外女性主义文学词典中的经典术语。
这时，我们才可以第一次用女性主义所自豪的“她们”一词来称呼这些有着明确性别自我意识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而且，这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她们”首次以团体的、逻辑的方式认同于同一个书写原则。如果说：“她们”的前驱冰心在自己的时代还只是借着男性中心话语内部的“革命”契机(不能否认百年来男性话语也在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其中之一)而表达一点妇女的心声，丁玲也只是从这种话语中“最革命”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激发而写出离经叛道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就是说，限于时代的客观条件，前辈女性作家还不得不以其个人的努力在男性话语缝隙里寻求微光来照亮自己，那么，今天的徐坤、徐小斌、林白……们却不再面对这样的困难和空白；当她们开始写作时，一个由域外姐妹历经百年摸索和建设而已经成熟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就摆在她们面前，使她们省去了许许多多认识和情感自我发现上的曲折和茫然，换言之，她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声音是怎样的声音以及如何喊出这声音。正因此，90年代的“她们”对于其小说创作的意义与价值的主张才具有如此的一致性，如此的坚定性；“她们”已不是迷惘的孤独的灵魂，“她们”形成了统一的精神阵营，“她们”正以清晰的共识携手建立新秩序。
作为小说而言，这种新秩序主要是指，女性作家的写作如何摈弃男性经验、男性视点、男性句法，一句话，不复使用男性的表达而找到一种纯粹女性的表意方式。这既是一个十分文化的又是十分现实的问题。经过数千年父权社会文明的遮蔽、抹煞和消灭，属于女性自身的语码或被禁忌或被删篡或被异化，同男权历史制造的女性“空白之页”相比，这是女性更为深刻的自我流失。当着20世纪女性作家渐渐复苏其性别意识之时，她们或许不难于从思想上明了“叛出男门”的使命，然而却在话语上处于一片空无的荒原境地，因为迄今为止她们实际上始终被迫使用男性话语从事叙述——她们也许争得了说话的权利，却不知道如何表白自身，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可以看到，如果不从男性话语秩序下逃离出去，女性创作势必永远接受男性尺度的审核。因此，新兴的女性主义小说能否真正立足于当代文坛，而与男性作家分庭抗礼，似乎就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而要更进一步地取决于“怎样写”——你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就不能设想用别人的喉咙发出这声音。
问题的关键再一次集中和归结到叙述语言上。正如1985年整个小说试图超越权威、正统的小说观念，而必须发动一次小说形式革命一样，现在，当女性作家想要最终实现其从事与男性作家平行、独立的写作这一目标时，她们也必须创建属于自己的形式，结束其话语的贫乏状况。只有这样做了，“她们”才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诞生。 迈向女性主义诗学
实际上，“她们”中不少人，特别是陈染、徐小斌、林白或蒋子丹(这位作家也许不全部在这一“派”中)，在80年代后期以至中期便作为个例引起一些注意。“她们”之间彼此认同，有意识地在观念和写法上相互呼应，是在90年代。1995年末和1996年初发生的一件事，可能是一个明确的标志。当时，《中华读书报》刊载了一篇署名丁来先的男性批评家所写的，被徐小斌称为“毫无理由”地指责女性主义文学的文章。随后不久，1996年1月10日，徐坤立刻在同一份报纸发表驳诘之文；这篇文章不单单具有女性主义作家自我辩护的意味，实际上它还是一篇宣言：
女性因为沉默太久，缄口的时间竟然可以用百年千年来计算，所以，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一旦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会招致一些惊异或怪异的目光，就显得十分正常了。
在一向被男性认为拙于理性思维的女作家中，徐坤是勇于出来破除这一咒语的人。我们注意到，她在小说创作得到阅读界的认可的同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直接发言”的方式之中；毫无疑问，中国的“她们”——女性主义作家群，需要这样一位格里耶式人物，这本身也是反击男性偏见，从而为女性主义叙事话语争得“合法化”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确如徐坤所抨击的那样，男性偏见至今以“正统”自居，而视女性主义作家尝试和采用的叙事话语为“非法”，例如上面那位男性批评者提出的暴露“隐私”以招徕读者的指控。
他们确信，文学只有包容了人类的、社会的悲欢才是具有价值的。在男性而言，这是一种十分“自然”而毫不做作的主张，如果他们不这么想反倒不“正常”了，毕竟，他们是主角、主流、世界的脊梁，他们的那副“铁肩”对于承担人间道义实实在在地具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但是，当他们小觑着女性作家的“个人化叙述”，以此为不大器的凭据时，却没有想到这貌似封闭、孤芳自赏的姿态，恰恰隐蕴着系乎人间平等、正义的挑战和抗拒的意志，即以自我边缘化、以远离社会的男性中心价值体系来表示一个受压迫集团的觉醒和独立。这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分析的：“伍尔夫以流动的、弥散和诉诸感觉的文体，去抗拒《到灯塔去》中的哲学家兰塞姆先生所象征的那种男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我所以说徐坤的《因为沉默太久》有宣言之意味，就是因为在这位学者型女性主义作家出现之前，她的同志们多数埋首叙事，甚少“直接发言”，从而使得男性批评家容易顺着其男性思维来看待她们在艺术中做的那些事情。也许，这并不是什么有意的误解和曲解。但无意的误解或曲解恰恰更可能执迷不觉。所以，女性主义作家不应放弃“自我注解”的努力，以让那些把“个人化叙述”果真当成“个人”向隅私语的人士，认识到这种写作实际上与整个人性前景息息相关的深刻意义。
但是，仅仅同对女性主义创作的“毫无理由”的非议相辩诘是远远不够的。女性主义作家应该更深层次地看待自我表述的问题，将它提高到建设女性主义叙事诗学的高度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对来自男性话语逻辑的限制实行反限制，逼使其承认小说叙事可以不全都遵奉男性准则，可以不全都接受男性艺术秩序及其下所附属的道德与美学尺度的检验——总之，逼使其承认女性主义创作可以拥有自己的言语形态。
方式和细节
批评家南帆最近以几篇文章，就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创作做出了也许是到目前为止最切实的细节研究，那就是他所称的“躯体修辞学”。在《女性写作与女性躯体》一文中，他这样表述他的命题：
目前，女性的躯体呈现成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主题。在这个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以往，文学的男性手腕，诞生于这些手腕之下的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为自己欲望所设计出来的模特儿。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同样是男性役使女性的意识形态。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
“躯体修辞学”的提法并非南帆的杜撰，事实上，它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一个著名的而又有争议的观念，一些女性主义者——如埃莱娜·西苏——倡导它，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如安·罗莎琳德·琼斯——则持怀疑和有所保留的态度。但从中国女性主义作家的实践来看，后一种态度似乎并不存在，相反，“她们”一致认同于这观念。我想，这正是南帆将其视为当前中国女性主义创作的一个“主题”的理由所在。
南帆指出的女性主义作家通过躯体化语言表现来“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在人们对女性主义作品的非议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些作品的性意味。女性主义写作达到了它想要达到的目的——令男性中心话语感到恐慌。
不论话语世界或生活现实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者承认与否，事实是，他们一直在潜意识里禁止女性表露对自己身体的兴趣。在古代，男人一再向女人灌输一种道德观，使得她们认为自己在性行为中哪怕流露出一丁点主动性也是可耻的。在现代社会，这样的道德约束尽管从生活现实的表象上消失了，然而它的逻辑、它的价值判断却仍旧保存在审美及其语言形式中。
语言世界里的上述性神话或曰性禁忌——这二者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乃是男性秩序的最深、最坚固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