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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引出的(或潜伏的)问题，恐怕值得女性主义作家警醒。首先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写作目前以男性话语为对手，以反抗男性话语为旗帜，固然是必然的，但不要把反抗当成目的，它只是手段，并且，反抗不应是制造新的独断论。就此而言，批评家王小波在谈及《私人生活》时表达的某种担心，值得女性主义作家思考：
……就《私人生活》而论，我有理由说，我的指望落空了。现在我觉得《私人生活》不好，陈染会说，这是男性中心的偏见。假如我说这书好看之极，她就不会在意我是个男性。这样等于立起了个单向的闸门：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不合理之处：女作家的作品，男人只能赞美，这种赞美就没了意义。假如女性文学意味着对文学做这样的分割，那就没什么意思。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文学领域也不可滥用，它会把文学割碎。
我们可以不考虑王文提到的《私人生活》这一特定例子，但他假设的现象也许是有普遍性的：一个男性批评家如果批评了女性主义作品，他言论是否就一定含有男权意味?设若真的形成这种逻辑，那么，女性主义小说很可能就在它为自己砌起的壁垒中走向偏执。
对男性话语的批判和拒斥，不意味着否定人类性的普遍价值和艺术美感的存在；男性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形式、风格，也不能统统等同于“男权”之代码和产物。在这两点上，女性主义作家的有些认识值得商榷，如林白在与人对话时说：“……也有雄性气质很强的艺术家，如瓦格纳、贝多芬，但我觉得他们从根本上离艺术的本质还是隔了一层，不是太纯粹”。如果这确实是她的原话，我想无论如何都太简单化了。至少贝多芬在其音乐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根本不仅仅是一种“雄性气质”；任何达到像他那样的精神和艺术境界的艺术家，都不可能如此的单调(在此仅随便举几个例子：《F大调“春天”奏鸣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田园”第六交响曲》、F大调和G大调两支浪漫曲以及广为人们熟知的钢琴小品《致爱丽丝》等)。但问题并不在于林白将贝多芬的音乐和情感简单化，甚至也不在于她批评他的“雄性气质”“从根本上离艺术的本质还是隔了一层”、“不是太纯粹”，而在于即便贝多芬音乐中被她称之为“雄性气质”的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与“男性中心主义”划等号——直截了当地说，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与女性本性相对立的东西，是不是只能划归到“男性”概念之下?对所有这些问号，我个人是完全否认的。不错，贝多芬是一个男人，但显然不能就此否认他的音乐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否认《第九交响曲》那种大悲大爱的情怀凝聚着基本人性的力量。如果女性主义作家自认与这种情怀无缘，岂不恰好应和了男权话语给他们设定的角色?——“说到底，毕竟是父权制而非女权主义在坚持给女人贴上情感型、直觉型和想象型的标签”。
这再次说明了一点：多元共容的观念，不单单要在男性意识中培育，同样也应是女性主义所勿忘的。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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