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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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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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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种语言就真正有民族特色了。”③
在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汉语＋汉译民族语”的浅表的、简单的语言运用，不再停滞于对本民族文化、历史、伦理、心理、精神等的直接呈现，他们开始转向通过汉语语言的艺术性创造来展现本民族深层的民族性，在汉语与各民族语言对话的张力场中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本民族母语的叙述方式，让本民族文化特性和人文精神在汉语排列组合的方阵里很独特地显露出来。按照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在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近五十年历程里，他们对汉语的使用经历了从语词的横组合方式转向了联想组合，前者是显然出现（ｉｎ 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ｉａ）的词语在场的聚集，而后者是潜伏的词语通过在场展开的、暗示的隐藏（ｉｎ ａｂｓｅｎｔｉａ）的聚集④。比如：在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里显然就没有了早期藏族作家小说中为了凸显民族特色而使用的一系列的藏式语汇的横向的组合等等，反而是通过纯粹的汉语表述来从小说深入透露出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或者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拥有着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或者说，作家所使用的汉语本身就是从作家的内心世界长出来的语言的禾苗，是作家自在的精神之花的自由的绽放。是“汉语写作表达出的却是浓浓的藏族人的意绪情味，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享受。”⑤作家阿来在淡化小说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的性格变化的隐性叙事中实际上让读者能联想到藏民族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汉语在他的笔下已经展露出自己母族文化不断被丰富过程中的精髓，通过纯汉语的表述实现了借助汉语而抵达更深的民族内在体现的彼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民化汉语”叙事风格的形成
回顾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过程，他们最开始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是基于通过汉语来实践小说，初期的创作中他们借用汉语来对本民族的历史遭遇与文化再现进行表层的民族化实践，因此难免显得较为粗浅和简单，这是“民化汉语”阶段。他们援引各种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和特征在汉语表述中直接的、外显的来展示自己小说的民族特色，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中不断闪烁的是各种汉译民族词汇，这些语词的出现并没有能改变当时时代共名的“阶级斗争、阶级压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在共时的时代主旋律中表现出了当时现存的思想秩序，而往往忽略了对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锻造。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再度受到重视，居于四川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自觉地发掘和展示各自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并将自己的母语思维改造成汉语叙事模式，让读者在纯然的汉语小说中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各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来，由此，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开始创造性地使用汉语了，这时的小说中的汉语显然不再等同于前期小说中的汉语了，而是已经被少数民族作家改造过了的汉语，它既不同于汉民族作家使用的汉语，也不同于前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使用的汉语，而更具有了民族思维特点和表述模式的汉语，更具有各自民族精神的汉语，故我们称为“第二汉语”创造。少数民族作家利用“第二汉语”进行的小说创作，他们不再着重于对外在文化表象和时代呼声的迎合、不再重集体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抒写，而是转向了结合自身生命体验的对自己母族文化中的民族生存欲求、民族文化性格、民族精神信仰、民族艺术传统和民族历史生命的生命内容的审美观照，这在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甚至中华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二汉语”在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实际上是让汉语走向多元文化意识、审美理想经过作家心灵完成内在熔炼和整合后的新的语言生成，他们将自己所特有的异文化的文化质素和精神特性全力贯注到了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汉语小说的创作和审美心理的实现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颠覆和改造，进而将汉语这种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模式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锻造之后形成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所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这种由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汉语的语音、语素、语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和特征：
第一，母语思维汉语表述。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阳坡花》中的“若论禽仑难与九天雄鹰共翔；若说兽仑难与大壑黑虎为伍；仑是人哪敢与神仙攀亲。”将彝族的尔比尔吉和克哲两种彝族民间说唱形式通过汉语表述出来，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在写作的高超，在思维的波峰、情感的浪谷时，我习惯于母语思维、抒发。”
第二，母语词汇、句式的汉语转写。将民族的短语、格言、谚语、俚语等转写进入小说叙事，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和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语言多声部的狂欢。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小说中的“生子似舅”（《阳坡花》）、“美人总有三分鬼”（《起源葫芦》）这些都直接转译自彝语俗语。
第三，对传统汉语语法逻辑（文化逻辑、文化价值）的颠覆与超越，实现“第二汉语”叙事理想。通过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感受，有意识地改变汉语使用的各种逻辑，而在汉语小说的创作中不断地突破单一民族语言及其文化界限，让自己对母族、对历史、对命运的真实感悟借助汉语这种有力的工具来实现少数民族作家在双重文化熏陶下的个性展示，这是新一代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所刻意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藏族作家阿来说“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经济观察报》）四川少数民族作家在历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不断地摆脱汉语的定势，他们在寻求自己各自民族文化血液与生命体验的结合，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的言辞中，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对民间智者的大愚化生活和愚人大智化的预言能力的处理，由此既陌生似乎又很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各种思想、动作和话语构成了对汉语表述逻辑传统的颠覆。在整部小说中汉语叙述、描述、讲述的各种对话与潜对话的巧妙运用摆脱了语言实指意义的束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了语义之外作者广博的胸襟和作者母族文化和信仰内涵的渊深精髓，因此改变了小说使其具有了语言灵活、自由、丰富多彩的文体效果。
四、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第二母语”叙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创作的“第二母语”的叙事实践对汉语小说语言艺术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白话文运动以来，语言的变迁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包括小说语言的发展面貌，现代汉语影响了整个文学的表述思想和行为。“正是这个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⑥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是现当代小说作家置身其间不断摸索和革新的实践和将这些实践与自身体验相结合并加以表述与言说的过程。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共和国建设和发展进程中逐步学习、掌握和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小说创作在创作思维和表述习惯等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他们要克服语言交换思维和符合汉语表述模式的转变等等的诸多困难，但是他们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现代汉语经历了“白话化”、“欧化”的过程，而“民族化”的过程是要靠广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实现的。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从“民化汉语”到“第二汉语”的转变，实现了对现代汉语新表述的突破，预示着现代汉语在结合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时候能实现汉语深层“民族化”的转变从而深化汉语的文化价值和民族个性。因此，对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无疑会对现代汉语作为语言艺术使用的深层和内在化文化符号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范例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过程中不断开始形成并使用的名称，随着政治体制的建立，少数民族的文化体制的建设也是必须紧跟其后的。而其中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汉语文化的建设：除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汉语教学以外，还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育和成长，同时还应该把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选作地方教材加以推广和宣传。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已经大量地被编入了当地或全国性的教材中，如：苗族作家沈从文、满族作家老舍、回族作家张承志等等的作品，通过这种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促进了汉语文化建设，用汉字表述的异族异文化风采展现给了诸多的年轻读者，扩大了汉语表述的内涵和外延，增加了汉语的文化份量。特别是在四川这个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通过对本民族作家作品的讲解和阅读，在宣传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也促进了当代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使用和自在生长。
此外，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及其所取得的特殊成就，不仅丰富了对现代汉语建设，同时还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华文语言艺术更为广泛的文化价值。汉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名称，而作为语言文字符号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称为华文。运用汉语（华文）进行文学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世界华文文学由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日本和大洋洲的华文文学，美洲和欧洲的华文文学构成。这些区域内进行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使用各自国家的官方语言的同时，都使用了和使用着汉语（华文）进行文学表述，在表述中根据各自所属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语言风格的不同，各自的汉语使用和建构具有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这种情况与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有相似的地方：“第二语言”遭遇，或双母语（多语）人生与双语（多语）命运，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如何将这种“第二语言”用活、用好、用来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个性，这是他们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当然，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会给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广而言之，运用第二语种进行文学创作和表述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第二语言又被学者称为“过渡语言（Ｃｏｒｄｅｒ，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近似语言（Ｎｅｍｓｅ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中间语言（Ｓｅｌｉｎｋｅｒ，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不断习得第二甚至多种语言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有：印度作家泰戈尔运用第二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世界声誉，波兰作家康拉德运用英语（第二语种）创作使他荣登当代最杰出的英语作家排名榜……作家可以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获得不尽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文学作品。在国内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天然就具有了这多种语言资源的优势，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创造性地玩转手中的“汉语魔方”，努力为表述和展示本民族的文化魅力，树立自己独立的艺术精神成为决定其艺术生命的第一要务。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存在的现实使全世界的地球居民迫切提高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的能力来增强自己与他者交流的实力，同时也是展示自我文化魅力的良好契机。所以，我们在面对多元共生的纷繁世界的时候，只有能够适应环境运用多语种，才能充分和有力地展现自己，从而那证明自我存在的呐喊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回响！因此，对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的语言艺术的强调和研究，不仅能发现并总结出作家在运用“第二语言”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和经验，而且还能将之推广到全世界范围内的作家多语种文学创作实践现象的研究中，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注释
①（苏）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22页。
②李敬泽：《为万物重新命名》，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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