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经济观察报：看资料，你是1979年才被“解放”的吧。
张贤亮：对。1957年我因为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长达22年，直到1979年9月才获平反。但是1978年我就预感到中国社会要“解冻”了。
经济观察报：你的预感来自哪里？
张贤亮：说起来有些戏剧性。1978年的一天，我偶然听到农场干部之间的对话，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预感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期。其实早在此之前，我在一份“坦白书”中就提到，“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没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封信》就在《宁夏文艺》发表，接着我就获得平反，并且“彻底恢复名誉”。
经济观察报：你的写作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等小说，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张贤亮：这些小说都充满了人性的故事。在长达20多年泯灭人性的教育之后，人性故事在国人中激起巨大波澜是正常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包括《初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等小说在内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是以章永瞞这一“右派”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
经济观察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挑战了当时社会的性道德观念，一时洛阳纸贵。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胆地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健康的性，确实很前卫，但这种“前卫性”更多来自那个特殊时代。性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极“左”路线使得中国人的性观念被压抑、扭曲，导致许多人生理和心理上受到了伤害。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你的小说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张贤亮：八十年代的启蒙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普遍式的，是受到长期压抑后的喷薄而出。它打碎了手脚上、思想上的锁链，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我们要说八十年代，必须要说到八十年代以前，因为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过去，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就没有历史依据，今天的人们就会觉得八十年代是凭空而起、突然冒出来的。
经济观察报：之所以要思想解放，针对的就是思想不解放。
张贤亮：过去我们是死人束缚了活人。所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文学上的一个功绩，就是和新时期的文学家们一起，一个一个地突破禁区。新时期作家真实地反映了长达20年的极“左”路线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的伤害，尤其是深入到人心理上的伤害和扭曲。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我有幸是参与者之一，而且是主力之一。
经济观察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之间的“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张贤亮：是这样。它对思想解放、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那时，从精英人士到普通老百姓，几乎人人有话要说。小说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所以一部小说出来，才会出现人们争相阅读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值得中国文学史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
经济观察报：在《绿化树》的最后，你写到章永瞞走上了红地毯。事实上，你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也走上了“红地毯”。
张贤亮：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1983年，而《绿化树》是1984年发表的。当然我不否认章永瞞的身上有我的影子。章永瞞走上红地毯，受到了许多批评家的批评。《绿化树》译成英文时，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先生希望我将章永瞞走上红地毯那一段删除，但我坚持不删。后来的日文译者、俄文译者、波兰文译者及其他几种文字的译者，几乎都提出这种意见，认为“太俗气”，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张贤亮：那一年我和作家何士光、冯骥才、叶文玲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四个作家刚刚从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走出来，第一次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怎能不感慨万千？他们不能了解，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
经济观察报：重要的不是是否走上了红地毯，而是在走上了红地毯之后能否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张贤亮：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便会口无遮拦，无所畏惧。大会中的一天，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当时，文艺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发言者纷纷反映本地区、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我当时针对中共党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以为没怪罪我已经算走运，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宁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德一同志给我来电话，叫我去宣传部“谈话”。到他的办公室，他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份文件，在我眼前一晃，说，“你在政协会上说的话，耀邦同志做了批示了。”他只让我瞥了一眼，我只看到是一份发给各级党校的什么红头文件，有关我的话的批语头一句是：“这位作者的话值得注意”。
“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
经济观察报：入党也是在这一时期吧。
张贤亮：1984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当中，知识分子一直是改造的对象，除了制造导弹、原子弹的理工科专家之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列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成为“臭老九”。所以1984年我与二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同时入党，影响非常大，新华社还发了消息。
经济观察报：但你一直是被“左派”人士攻击的对象，甚至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贤亮：我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之一？就是因为1986年我就说，要给资本主义平反。
经济观察报：那是在什么场合谈到的？
张贤亮：那是给温元凯的一封信。1986年他邀请我到杭州参加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座谈会。我没有去成，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自1949年以后资本主义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认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人类社会悲惨命运的历史。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人类社会只有经过了资本社会才创造了如此巨大、丰富的财富。而且资本主义强调了个性，要求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它为人类创造了非常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些是我们必须继承的。后来，这封信以《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的题目发表在《文艺报》上，惹了大祸。
经济观察报：正赶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张贤亮：把我当作了“自由化思潮”的代表。当时小道消息到处跑，你知道，在中国小道消息有时候比官方消息更可怕。有一则小道消息说，中央已经拟订了一个名单，还有20多人“待处理”，我就在其中。那时开各种会议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作为宁夏的文艺团体负责人不得不参加这些会议，每天灰头土脑地听各种“帮助”。为了帮助我和发表我文章的《文艺报》解围，中国作协负责人请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出面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张贤亮是个写小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谈社会改革的理论问题有错误、表达不准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猛烈的批评就刹车了。我当时不知情，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论就偃旗息鼓了。
经济观察报：到今天仍有人说你有“爱资病”，爱资本主义之病。
张贤亮：我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
经济观察报：虽然不断受批判，但是你一直没有倒过。
张贤亮：一直没有倒过，我连续25年当全国政协委员。有人把我看作是一个风向标。我一直不倒的原因，就是我一直牢牢地把握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经济观察报：你选择的是更现实的路径。
张贤亮：我们必须和健康的力量同行。这不是策略的考虑，而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中国只能是这样的改良主义。不断地改良，不断地完善，中国再也经不起暴力的折腾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近年来，因为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民粹思潮在社会上有所抬头。
张贤亮：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贫富差距。任何时候都有贫富差距。也不在于贫富悬殊，而在于各个阶层当中是不是有流动性。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够把被统治阶级——也就是弱势群体——当中的优秀人物不断提升到上层人物的，而在上层的人物，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它也可以落到底层去。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通道？
张贤亮：缺乏这样的一个流通通道，中国彩票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因为中国穷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买彩票，撞大运。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社会分层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我们怎样在各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完全开放的机制，并能在制度上保证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并能把无德、无能、无耻的官员及时罢免、撤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靠什么建设这样一个通道？
张贤亮：民主。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我会不惜生命保卫我自己的利益。但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须有两个根本的保证，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收益，一个就是我们的制度不断完善。所以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是放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任务，也是一个挑战。当然，我们还要重新收拾被摧残的传统文化，吸纳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建构适合于我们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全社会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文精神，这同样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