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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湘文化看沈从文、丁玲、周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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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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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经历“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中国，焕发出灿烂的青春。文学界的新老作家们创作了大量感人作品，也涌现了许多优秀新作家。湖南人杰地灵，近代以来，一直走在时代前列，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在80年代这个伟大时代，湖南的作家们谱写出了壮丽诗篇，写出了大量好作品。老一辈文化人不甘其后，一个个与时俱进，夜以继日，追赶新时代的太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却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老作家间的恩怨。沈从文与丁玲、丁玲与周扬的恩怨具有其特殊性，也带有典型意义。其具体情况大体明了，本文不作详细介绍。原因何在，众说纷纭。笔者从湖湘文化角度分析，以为主要是以下原因：
一、脾气倔强，性格使然。无论是周扬、丁玲，还是看似温文尔雅的沈从文，一个个都是典型的湖南人，都极具个性，他们认准的道理，九条牛拉不回，谁也不会低头。周扬不原谅丁玲，认为她在历史上有污点，并不是周扬不喜欢丁玲的个人，而是他认定的历史事实不容更改。丁玲对此很不理解，一直想听到周扬说：“我错了。”但周扬最终也不肯说。对此丁玲十分恼怒，甚至死后都不愿意周扬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1）丁玲对沈从文的严厉批评也是如此。就是沈从文本人，对其学生萧乾的不原谅也大体相似。
作为那个时代的优秀分子，他们走过了艰辛的大半辈子，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他们谁也不容别人指责，谁也不服谁。这正是湖湘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正直文化人，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不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玷污。丁玲晚年看到沈从文30年代所写《记丁玲》（2），对沈从文把她父亲写成随意赠人马匹的傻子难以容忍，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 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革命烈士胡也频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当然无法接受。（3）
对于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丁玲更不能同意。尽管沈学研究者凌宇解释说： “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 ，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的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 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 ，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在对严文井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时，丁玲对沈从文一定有着深深的误解。这误解如今永远只是误解了。（4）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他们的恩怨沧桑，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至于周扬的不原谅丁玲，则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但与传统气节贞操不无关系。
二、趋时心理，追求进步。湖湘文化的特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以及强烈的责任心，是近世以来湖湘人的最大特色。经历“十年动乱”后的沈从文、丁玲、周扬，饱受折磨，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对社会、对历史可以说是深思熟虑，了然于心。一方面，他们对自己过去有反省，更多的是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当中国的春天来临时，他们谁也不愿失去这个宝贵机会。沈从文的学生萧乾关心他的生活，为他争取起码的住房条件，按理应得到沈的表扬。恰恰相反，沈从文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是给他的脸上抹黑。萧乾回忆说：“1973年2月，我由于干校放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沈老师已经在1972年返京，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北屋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张双人床占去了一小半面积再加上桌椅，就几乎转不过身了。张兆和师母住在隔壁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儿为自己做好的饭。我当时蜗居在北小街门楼胡同八米门洞改成的斗室里。干校把我们这些在京等待分配工作的外语干部纳入出版口的编译组，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1975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简洁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5）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是耐人寻味的。有人解释是沈从文对萧乾解放后追求政治风气的不满，恐怕不能说明问题。回顾那个时期，茅盾等知名作家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沈从文的话不能仅仅理解为对萧乾，而没有本身的思想在里面。丁玲的不原谅沈从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同一道理。 三、运动结晶，时代产物。俗话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经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人们，尤其是文化老人，对此感触更深，也最能掂量出其分量。为了自己的晚节，也为了后人，更可能是为了给历史以交待，他们才如此不遗余力地争论乃至于无情。当丁玲晚年见到沈从文的《忆丁玲》后，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义愤填膺，写出了《也频与革命》，对沈从文进行鞭挞。这正如周良沛所说丁玲晚年如此做的原因：“ 她晚年，是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在一切之上的，这和她的倾向、信仰，以至于时代造就她很政治化的一面有关，也确实是对这几十年间有人老想从政治下手 ，把她置于死地，又为中央给她平反设置障碍的最敏感、最直接的情绪反应。于是，在她看到《记丁玲》中对她的理想、信仰和对左翼、普罗文学的诸多类似以上的那种评论时，其情绪，就跟当时（知道）有人还从台报港刊上搜集她软禁南京时的材料作枪炮一样。”（6）后来胡乔木对周扬异化论的批判，也如出一辙。脱离时代，讨论任何问题都徒然无益。
历史无情，追本溯源，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湖湘文化的精神物质，还是当今建立“和谐社会”的现实，对周、沈、丁三位文学名人晚年的恩怨原因探析，都不能对谁进行指责。他们这段特殊的晚年矛盾情结，已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无论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诚信、超脱、宽容，这些民族宝贵精神必须发扬光大。继承曾子、思孟学派的湖湘文化讲求诚信、慎独的做人准则，这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都尤为重要。
儒家创始人孔子讲礼，他的弟子曾参重礼，但更重仁，开创了思孟学派。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7）有一次，孔子特别点了曾子的名，说：“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孔子离开以后，门人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从这次谈话中可见，所谓忠恕，正是曾子对于仁的一种表述形式。不过曾子的忠恕是偏重于内心的修养，孔子的仁则有更多的政治理想。 曾子讲仁义，讲孝悌忠信。他虽然没有留下专讲性善的材料，但这些都跟性善的思想相联系。后来子思作《中庸》，孟子言性善，言仁义，言仁政。从思想体系上看，子思、孟子跟曾子这一个流派影响深远。尽管战国中期的学风使孟子带有辩士的作风，而其创始人曾子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表现出一种拘谨的人生态度。这个流派，在相当长时期占主导地位。但在上个世纪初，由于革命与时代需要，受到了无情批判，以致人们数典忘祖，把斗争当成唯一的生存法宝。斤斤计较，习惯于批斗，成了时代特征。周扬、丁玲、沈从文的恩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特殊遗产。他从一个侧面告诫人们，民族的美好传统不能丢，诚信、宽容，是一个成熟民族的标志，一个杰出的文化人必须有所超脱才行。
二、运动不可再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几乎是运动的产物，斗争的阴影在部分人的心中仍有位置。近年来，连续几个省作协的作家炒着要退出协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作家队伍的真实面貌。（8）而一部所谓《文人秀》中篇小说，则更弄得某个省的两个省作协副主席动手打人。作家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也有自己的自由，怎样管理作家队伍，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作家队伍的这些是是非非，不也是运动观念的反映。作家、尤其是专业作家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深入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们生活才是文学的头等重任。
三、文学，应以作品说话。上个世纪末，人人预言，21世纪，文学将与教育等消失。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文化的延续，民族、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文学与教育。不可不注意的是，近年来的文坛，从少年儿童写作、美女写作，到下半身写作、名人出书，闹得沸沸扬扬，让人对文学的发展极为失望。当然，也有大批坚韧的作家们在顽强坚守阵地，创作了不少好作品。最近韩少功出版的《山南水北》，就是他6年间每年隐居半年，体验生活的产物，也是他给新世纪的一份满意的文学杰作。（9）文学家应该以作品说话，正如早年丁玲感叹的“一本书主义”，没有扎实的功底，丰富的思想与艺术修养，要写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
沈从文、丁玲乃至周扬都以自己文学上的成就感到后来人。他们晚年的恩怨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插曲。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的矛盾，更要看到他们的友谊，看到他们留下的文学成果。事实证明，只有被历史与人们认可的文学作品，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本事。当下部分人的商业炒作，以及一些人的一味争论，并不是正途。
作为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沈从文、丁玲、周扬在历史上都有着他们自己的地位与影响。本文仅就其晚年恩怨，谈谈自己看法，并没有否定谁，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则更是英雄史诗般的时代，只不过传统东西太少了一些，21世纪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学习好的东西，摈弃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部分。
注释：
（1）王增如：《无奈的涅——丁玲的最后日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2）一说，丁玲过去曾见过《忆丁玲》一书，当时没有意见，晚年再见到此书时，如此愤怒，令人费解。如果果真如此，则更能理解丁玲晚年对自己名誉的重视。
（3）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期。
（4）凌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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