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的一方以主张“宁顺而不信”的赵景深为代表，鲁迅在《北斗》上发表文章归纳出了其派系渊源和理论精义：“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数赵景深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从不同角度对“宁顺而不信”派的翻译理论进行批判的人则构成了论争的另一方，《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新语林》等左联期刊是他们最主要的理论阵地。
早在1929年的文学论争中，梁实秋就挑起过鲁迅的翻译方法问题，在1929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二卷六、七号合刊中，最后一篇文章是梁实秋写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因为当时鲁迅已经翻译了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说：“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梁实秋就捡出其中的“硬译”大做文章，他认为鲁迅的“硬译”“近于死译”，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1930年3月，左联期刊《萌芽月刊》第3期上发表了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梁实秋作出了回应，他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接着，鲁迅从中外语法差异的角度阐述了“硬译”与“死译”的区别，表示之所以不像创作那样以流利的笔法进行翻译，乃因为要改变国人的思维习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太精确，这与语法有关，“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是思路的不精密，换句话说就是脑经有些糊涂。”而输入一些新的语法和叙述结构，有利于改善中国人的思维定势。鲁迅还谈到了自己翻译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目的和始终硬译的又一个原因：“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同时还“夹杂着”“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但我自信没有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鲁迅所坚持的“硬译”，正如他自己所言是“没有故意的曲译”的直译，这是一种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对策，但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习惯、文化背景往往大相径庭，这就造成了运用这种方法和对策所翻译出来的作品的语言往往是不加刻意润饰的，并且有时还会无形中将就原文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而没来得及照顾到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这样的翻译作品难免会使一部分读者阅读时有费力的感觉，这正是梁实秋大肆攻击鲁迅“硬译”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来关于翻译的“信”与“顺”的论争的焦点所在。
赵景深是始终坚持“宁顺而不信”的翻译原则的，J·K（瞿秋白）指出这种翻译原则的实质就是“宁可错些不要不顺”。在严复提出“信、达、雅”的三大翻译标准中，赵景深是将“达”放在“第一义”的，他所理解的“达”就是通顺，他认为为了译文的通顺是可以牺牲“信”的，也就是说，只要通顺，译文可以不忠实于原文。赵景深这样表述他的翻译观：“倘若是文学理论，似乎更应该译得使人看得懂。……如果是文艺作品，……他对于作品是注重内容和思想的，也应该以顺与不顺为第一义。……译书本不容易，就一般看来，每每为了顺要稍牺牲信。严复与苏曼殊的译文，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译得顺。……我为了顾及读者，对于翻译没有急进的主张，所以我只能以达为第一义。”
与之针锋相对，鲁迅提出了“宁信而不顺”（或者说“直译”）的翻译原则。鲁迅认为翻译出来的作品会有怎样的读者，这是翻译者首先应该心里有数的问题，他本人是将翻译作品的读者群作了分别对待的，他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是决定译给大众中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讲演、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对于“很受了教育”的甲类读者，鲁迅认为始终应该坚持“宁信而不顺”或“直译”的原则，他说：“……至于供给甲类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
如果只就鲁迅和赵景深二人所坚持的翻译原则来看，其间的是非利弊是非常明显的：赵景深主张为了“顺”而牺牲“信”，不仅不严格要求翻译者尽量忠实于原文，而且还在“顺”的名义下纵容错误的翻译，甚至明知是错误却置之不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翻译态度。按理说当时的翻译界对此种论调应该早就摒弃了，事实上当时也有人劝过赵景深放弃其主张，例如摩顿就曾说：“问题在于赵先生的这主张是否能够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则赵先生……也应该立即抛弃他的主张而勉力求能‘不错’，极其不应该自欺欺人地攻击别人的‘不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翻译是介绍学术，所以翻译而错误，不如不译之为愈。”但是论争并没有停止，为此展开的以左联期刊为主要场所的讨论还是不绝如缕。这是为什么呢？纵观左联期刊上此次关于翻译的讨论文章，笔者认为是以下原因导致了原本叛然若揭的问题变成了一场持久纠缠的论争：
第一，当时的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普遍存在“务求其看得懂”的心理，这是赵景深提出并坚持其错误翻译观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支持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读者文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阅读心理是很正常的，但是，赵景深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取悦读者的同时不能背弃翻译本来的目的和意义。鲁迅在《北斗》上撰文尖锐地指出了“宁顺而不信”的翻译原则“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因为容易读懂的作品总是能更快地讨好读者，而所谓“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修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样的翻译作品其实不是在迁就文化程度低下的读者，而是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能够对照原文来读的人，才可能知道翻译错误的所在，鲁迅由此指出了这种翻译原则的贻误之大：“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读者必须比译者知道的更多一点，才可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糊涂的装进脑子里去。……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但是在当时，一般的读者和翻译者还没有鲁迅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赵景深关于翻译的错误论调还有几分“理直气壮”的架势。
第二，赵景深等人将翻译的“信”与“顺”对立起来存在着严重的误导。J·K在当时就指出：“赵景深老爷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认为‘信’和‘顺’是冲突的。”但是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只是一种错误时，其误导作用就不可避免了，一般人的头脑中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既然一方主张“宁信而不顺”，一方主张“宁顺而不信”，那么翻译作品肯定是“信”、“顺”不能兼顾的，所以有的人甚至将鲁迅的观点理解为“只要不错，即可不顺。”还有人这样质问论争的双方：“……难道翻译不能够又顺又不错吗？……难道顺就一定要错一点吗？”其实，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原则，很大程度上有与赵景深针锋相对的意味，这一原则的准确涵义应该就是鲁迅先前所提出的“硬译”或“直译”。由于人们的误读，鲁迅又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对其所提的“不顺”做出详尽的解释：“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仅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吃完，还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所以，鲁迅所谓的“不顺”并非是“不通顺”的意思，而指的是人们对于通过翻译引进的新的表现方法和思想内容不能马上完全加以理解和吸收而产生的“不顺”，这种“不顺”假以时日，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是有可能变“顺”的，而在当时却只能如鲁迅所说的：“一面尽量地输入，一面尽量地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这样看来，鲁迅理解的“顺”和赵景深理解的“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赵景深理解的“顺”仅仅止于字面上的文通字顺，而鲁迅理解的“顺”则上升到了读者对于翻译作品的充分消化吸收的层面。尽管鲁迅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与界定，但是由于误导的存在，人们还是很难理解，例如J·K在与鲁迅探讨翻译问题时，就将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原则指为一种存心偷懒的行为：“我们不应当自己预先存心偷懒，说什么也可以‘不顺’。”现在看来，我们当然可以明确指出赵景深等人的谬误所在，其最根本谬误在于对翻译中的错误在求语句通顺的名义下心安理得地采取公然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退一步讲，就算是按照他的理解，将“顺”理解为“文通字顺”，他所提倡的“宁顺而不信”的原则也是一种谬误，因为翻译作品内容的“信”与语言文字的“顺”本来就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正如摩顿所指出的：“就翻译而论，错不错（信不信）是学力上的问题，顺不顺却是文字组织上的问题。世未有学力上能够办到不错，然而文字组织上却不能办到顺的译者。”这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信”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鲁迅把握住了，赵景深却没有。
第三，J·K提出“白话本位”的翻译原则使问题更加深入和复杂。
J·K关于翻译的“白话本位论”是在左联期刊《文学月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提出来的。之所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关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变得更加深入和复杂，是因为J·K对作为论争双方主要当事人的鲁迅和赵景深采取了各打三十大板的方式，一方面，他认为赵景深提出的“宁可错些不要不顺”的翻译原则“真是不成话的胡说”，另一方面他认为鲁迅提出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是一个“预先存心偷懒的方法”，至多只能“算是答复赵景深的办法”。由于他认为赵景深的观点是“没有和他争论的必要”的，又由于他的这篇文章是专门与鲁迅探讨的，所以鲁迅的观点就成了J·K批驳的主要对象，对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他主要是从以下角度进行批驳的：
首先，他认为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提出问题的方法上的错误”。他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顺”还是“不顺”，而在于“翻译是否能够帮助现代中国文的发展。”于是他就以现代中国文（白话文）为立足点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如果写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即嘴巴上说的中国普通话），那么，自然而然不会有不顺的事情，所以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写的不是中国现代文，而是“远东拉丁文”（汉文文言），或者是西崽式半文言（例如赵景深的翻译），“那么即使是顺得像严又陵（严复）那样的古文腔，也和中国现在活着的三万万几千万的活人两不相干。”
其次，他认为鲁迅“把‘宁信而不顺’作为一种原则，始终是极不妥当的”。理由有二：一是“我们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应当使他们能够在口头上说的出来，能够有顺的条件，不然呢，这些新的表现方法是要流产的”；二是“我们不应当自己预先存心偷懒，说什么也可以‘不顺’……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假使存心可以‘不顺’些，那就是预先剥夺了这种可能，以至于新的表现方法不能够从画面的变成口头的，……反而杀死了新的表现方法。”
再次，他强烈反对鲁迅将翻译作品的读者分为甲、乙、丙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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