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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理由是翻译前就考虑到读者阅读能力的高、中、低的不同而相应地调整翻译作品的阅读难度，这样势必会改变原文的本来面目，他肯定地说：“既然叫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
在对赵景深的观点表示鄙夷和对鲁迅的观点进行批驳的同时，J·K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白话本位”的翻译原则，就是坚持“绝对的用白话做本位来正确的翻译一切东西”的原则。具体讲来，他的这一原则大体上由“两个坚持”、“两个反对”组成。
先说“两个坚持”，（一）坚持翻译时要用“绝对的白话文”，他认为这样可以解决“信”与“顺”之争：“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要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二）坚持“新的语言是群众的语言——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我们可以运用文字的来源：文言的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但是必须使这些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变成白话，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
再说“两个反对”，（一）反对“欧化文艺”的翻译——即新式林琴南主义。他举左联作家金丁的翻译作品为例论述这种翻译的弊端：“新近有一位金丁，……（翻译作品中）有许多字眼：‘伴同着’，‘喧嚣’，‘隅角’，‘若干人们’，‘起色’……都是根本不能够活的字眼，这一句子的结构混乱到万分，不知他的主句在什么地方。……这不是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而是糟踏新的表现方法。”这种翻译不仅“不能帮助中国现代的白话文的发展，反而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新文言。”继而他认为要进行“新的文学革命”，要开展“新的文字问题的斗争”，“就一定要打倒新式林琴南主义，这就是要坚定的清楚的认定白话文本位的原则。”（二）反对“文言本位的翻译”，因为当时翻译作品中确实存在着文言化倾向，就连一些著名作家的翻译作品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嘲讽周作人的这类翻译：“新近在上海‘野鸡窟’——不——是‘文化街’的四马路上拾得一本《文饭小品》……那上边就有知堂老人的一篇翻译，题目叫做《地图》，是日本永井荷风氏的大著。翻开译文一看，这才知道这位‘名手’的‘之乎者也’的本领，竟还显到翻译上来了。”J·K认为这样的翻译与严又陵、林纾、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一样是文言本位的翻译，其价值就在于可以作为标本陈列在博物馆，“可以使后来的人看一看：中国的末代士大夫是多么可怜，他们是如何被新的社会力量强迫着一步一步的抛弃自己的阵地，逐渐的离开中世纪文言的正统，可是，又死死的抓住了文言的残余，企图造成一种新式的文言统治。但是，这种统治是始终支持不住了，五四时期来了一个大暴动，动摇了这个统治的基础，最近，又一个大暴动开始了，目的是要完完全全的肃清这个中世纪的毛坑。”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知，J·K对于鲁迅的成体系的批驳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他与鲁迅二人所持观点的立足点并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阐发对于翻译问题的看法的，鲁迅的立足点是坚持翻译的“信”——忠实于原文的正确的翻译——这也该是翻译者永恒的信条；而J·K的立足点是“现代白话文”——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界也是绝对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不同的立足点必定会导致关于翻译的不同的原则立场，这样看来，J·K对于鲁迅的批驳其实变成了无的放矢，他的不无道理的论述并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关于翻译论争问题的“原则性的解决”，却在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的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①左文、毕艳《左联期刊翻译作品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②⑧胡依凡《翻译谈》，《新语林》第5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③桐华《谈谈翻译》，《杂文》第1号。
④茅盾《“媒婆”与“处女”》，《文学》第2卷第3号，1934年3月1日出版。
⑤山女《作家成名与名著竟译》，《文艺新闻》第十三号。
⑥郁达夫《编辑余谈》，《大众文艺》第2期。
⑦郁达夫《编辑余谈》，《大众文艺》第3期。
⑨方芥生《西线归来的翻译》，《北斗》第1卷第3期。
⑩《我们所希望于〈拓荒者〉者》，《拓荒者》第1卷第3期。
《大众文艺》第1期，1930年9月20日出版。
长庚《几条顺的翻译》，《北斗》第1卷第4期。
J·K《再论翻译答鲁迅》，《文学月报》第2号，1932年7月10日出版。
赵景深《与摩顿谈翻译——兼答〈书报评论〉第五号》，《文艺新闻》第17期。
鲁迅《答J·K论翻译》，《文学月报》创刊号。
摩顿《论翻译》，《杂文》第3号。
陈笑峰《笑峰乱弹》，《北斗》第1卷第2期。
猛《之乎者也之类》，《杂文》第3号。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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