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之间的互补、竞争等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从中国诗歌3000余年发展历程来看，诗歌新体产生后，以前的“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发挥作用，既是对新产生的主要诗歌样式的必要补充（甚或构成繁荣之一翼），又有利于实现新、旧诗歌发展链条的顺利连接，具有十分显著的互补效应。传统诗词样式与新诗并存形成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推动诗歌积极发展，并控制潜在负面因素膨胀对文体造成伤害。因此，适度繁荣传统诗词样式创作，可以有效促进中国诗歌多样化、丰富性，优化中国诗歌生态环境，避免诗歌艺术样式过分单一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增加中国诗歌取得更加丰富成果的可能性。
20世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基于对新诗先进性的理解，也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情绪①，尤其是对变革的强烈要求及对新生力量的积极肯定与支持，在对传统诗词样式（“旧体诗词”）进行评价的时候，就难免出现偏颇。这种偏颇主要表现为对新形势下传统诗词样式的价值和继续发挥作用的合理性、可能性持否定态度，认为新诗产生之后，传统诗词样式只能消亡，甚至立即消亡，而忽视了诗歌自身运动、发展的复杂性。因此，不提倡②，不支持，成为新诗诞生以来对于传统诗词样式的主导思想，运用传统诗词样式创作，甚至被视为复古或倒退。在新文学大潮的兴奋中，在新文体创建初期，当时的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今天，当需要进行文体建设，推进中国诗歌伟大复兴的时候，这种偏颇的情绪是不利于诗歌艺术全面发展和繁荣的。
一 中国古典诗歌新、旧样式的并存模式
在中国3000余年的诗歌史上，诗歌新体的产生、新旧诗歌的更替并不罕见。新的诗歌样式产生之后，之前的诗歌体，即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怎样运动、发展，可以提供十分重要的历史样本，为今天的选择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
一、古典诗歌新、旧样式并存模式
中国古典诗歌第一体式四言诗③，在距今约3000年的周代早期已经相当成熟，并推动中国诗歌首度繁荣。《诗经》以300余篇的巨大数量证明了四言诗的魅力。不过，这种诗歌样式也有明显不足，特别是诗句以短促的四言为主，一般只能构成两个表达单位，与汉语基本的“主—谓—宾”或“主—谓”结构加上必要的修饰、补足成分，常常需要至少三个表达单位的要求相矛盾，对创作制约比较大④。另外，四言诗“以四个字为一句，两个字为一顿，构成‘双音顿'，即二拍式。节奏虽鲜明，却过于呆板，而且使单音词和双音词在诗句中不易配搭”。后起的五、七言诗就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一句诗的拍节上，起到了有偶、有奇，奇偶相配，有变化，不呆板、不单调的作用”⑤。因此，在经过楚辞的过渡之后，五、七言诗替代四言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无疑代表了诗歌体式发展的先进方向，成为中国诗歌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诗歌史上，四言诗广泛运用并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样式，仅《诗经》时期一次。尽管如此，在当时并没有断定四言诗必须，尤其是立即退出诗歌（或“不宜提倡”）。而自《诗经》以后近千年的魏晋时期，曹操等人运用四言诗创作仍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心，如同“关关雎鸠”的和鸣一样，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曹操等的四言诗创作构成了魏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体观察整个古典时期，可以发现中国诗歌基本上是多样并存、各体竞相发挥作用的格局。任何一种新的诗歌体产生之后，以前的其它样式一般都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迅速退出，仅由“新诗”一体单独承担繁荣诗歌的任务。诗歌最繁盛的唐代也是典型的例子，格律诗是新体，作为唐代“新诗”，居于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之前早已存在的各种古体诗⑥，尤其是十分灵活、被誉为古典“自由诗”⑦的古风、歌行、乐府等，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唐代诗人除格律诗以外，大多在古体诗歌的创作方面也有重要成就，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的《新乐府》、《长恨歌》、《琵琶行》等，其成就与影响，虽然在整体上不能与作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格律诗完全相提并论，但显然是唐诗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唐代诗歌发展的重要一翼，对唐诗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四言诗在楚辞及五、七言诗滥觞之后的延续，古体诗与新体格律诗的并存，以及宋代诗、词，元代诗、词、曲的共同发展均表明，传统诗词样式继续发挥作用，是对一个时代新产生的主要诗歌样式的必要补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古体诗，唐诗就会囿于过分狭小的天地，有一些内容，特别是大型题材，例如《长恨歌》所涉及的复杂内容，就难以得到充分、淋漓尽致的表现。元稹的《行宫》也取材于唐玄宗故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评价说：“《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四句，读者不觉其短。”但尽管如此，《行宫》的描述终究简略。在作者当时，特别是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广为流传的唐代，虽然可以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人对相关事件的了解越来越少，想象的基础会变得越来越薄弱。因此，虽然元稹运用当时的新体样式（“绝句”）对这一题材作了高度艺术化的处理，但它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毕竟有限，无法替代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古体诗）的作用。因此，假定唐代只有格律诗一体，唐诗表现的内容及其方式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诗歌文体的整体活力就会受到损害。很可能正是因为唐代诗歌具有“各体兼容”的态度，也正是由于各种诗歌体都积极发挥作用，才使诗歌文体的能量能够最充分地释放出来，唐诗因而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诗歌最繁荣的古典时期，基本上没有出现因为诗歌新体产生而断然否定以前诗歌样式的情形，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成为古典诗歌发展的基本模式。这种多样性选择推动古典诗歌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确立了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中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模式存在“制约”与“促进”双重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新、旧样式并存的选择与我国注重传统的文化环境有关。这种文化环境对新事物持较为严厉或怀疑、轻视的态度，对既有传统十分珍视。中国文化这一特征积极的一面是，有利于沿着传统的积淀，稳健地向前发展；不利的一面是，可能基于维护传统的本能，抑制创新精神或阻碍进步的努力。如果静止地观察，任何文化传统客观上都存在两面性。重要的在于促使积极的一面充分发挥作用，对可能不利的一面，根据时代、形势或具体条件进行积极有效的调控。
在这种重视传统的文化背景下，既有诗歌样式，如唐代的古体诗，宋代的古体诗、格律诗等，往往能够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空间。相对而言，新体诗歌则面临较为苛刻的环境。因此，古典时期的“新诗”大多以较为“谦卑”的姿态出现，如词曾被称为“诗余”，曲被称为“词余”，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当时的“传统诗歌样式”受到重视的程度以及诗歌新体相对“卑弱”的地位。唐代是格律诗繁荣的时代，由于格律诗完成于宫廷并曾被用于科举应试，地位较初起的词、曲为高，但即使在唐代，也并没有出现格律诗明显排斥之前诗歌样式的情况。古体诗歌创作的合理性非但没有受到质疑，这种带有某种拟古倾向的创作还经常受到非同寻常的尊重。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文化环境中，传统诗歌样式的存在确实对新诗样式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压力，新体诗歌样式获得的各种资源及发展空间等相对有限。
不过，和其他一些领域不同的是，这种受到严厉审视的苛刻环境并没有影响诗歌新体，如格律诗、词、曲等，以其创作成就获得社会的广泛承认，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并最终成为一个时代代表性诗歌艺术样式。新、旧诗歌并存的环境和尊古倾向一方面构成制约和压力，另一方面却出人意料地促进了诗歌新体的积极发展。
原因可能在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尊古传统对新体样式的排斥，往往主要在舆论的取舍、褒贬或文化艺术资源的分配方面，而不是激烈压制，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干脆转而面向最适合艺术生长的民间发展，既避免与既有的“主流”形式争夺空间和直接交锋，又获得了丰厚的土壤和充分的自由度。中国古典诗歌对传统样式的尊崇倾向本来“制约”了新体诗歌的发展空间——艺术资源等的分配相对较少，却反而促进了新体诗歌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避免了旧体诗歌逐渐累积的不利因素，如脱离民众与时代，小圈子化与贵族化倾向，形式的过分僵化等。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当时的“传统诗词样式”的强大力量，古典诗歌的“新体诗”一般不可能具有“高高在上”或贵族化的缺陷——即使是唐代的格律诗，这和没有强大传统诗词样式“制约”的现代新诗的一些“轻浮”特征明显不同。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受到严厉审视的苛刻环境促使新体诗歌不得不迅速确立更高标准，并以最积极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创造性的实践争取更多生存、发展空间，这种压力和紧迫感形成了新体诗歌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利于避免“新诗”满足于既有现状或拒绝自身的改造，克服可能产生的“惰性”，推动“新诗”境界的提升与形式的精致化。并存的传统诗词样式还可以为新体诗歌提供范例和方向，作为一种重要的“现实参照”，有助于避免“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混乱或迷失。
这表明，中国古典诗歌新、旧体式并存模式形成的相互影响尽管具有复杂性，“传统诗词样式”对“新诗”往往兼具制约与促进、竞争与互补两方面作用，但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显然从整体上更有利于中国诗歌的积极发展，负面的、完全不利于新体诗歌样式发展的制约作用实际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弱，虽然在某些特殊阶段或特定情况下负面制约仍然可能产生破坏作用。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20世纪新文学运动以来，适应新时代和白话语言环境而诞生的现代新诗无疑将取代传统诗词样式成为当代中国主要或代表性诗歌样式⑧，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传统诗词样式与现代新诗的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传统诗词样式是否可能在当代继续合理地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传统诗词样式全面退出或过分弱势是否是现代新诗发展最有利的环境？在3000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新、旧诗歌样式并存模式是否具有当代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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