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评论》借用了叔本华的理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王国维为什么要借用叔本华来解释《红楼梦》。要了解这一点，或许首先应当了解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对于写作《红楼梦评论》时的王国维所具有的意义。他正是要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世界观来重新解释世界。他从《红楼梦》一书中找到了这种解释世界的中国式方式。《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他显然是想通过对《红楼梦》的评论来反对传统的乐天精神和趣味，建设一种新的美学精神，一种悲观主义的、悲剧的美学精神。
                                               二
    王国维对《红楼梦》意义的阐释究竟具有多少反传统的、标新立异的成分?这要从一代代对《红楼梦》的阐释中意义的生成过程进行观察。
    《红楼梦》第一回讲到《红楼梦》的主旨可以用“色”与“空”这一对源自佛教的概念来解释：故事的兴趣首先在“色”，即五光十色的、感性的大千世界；而后“由色生情”，生出无穷烦恼；最后则是“自色悟空”，证悟了万法皆空的哲理。事实上从脂砚斋以来的红学研究中，除了索隐派或历史一社会学批评等从外部进行实证研究的红学流派之外，大多数研究者从作品本文中所认识到的主旨大体不出“色”、“空”两端——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情趣的精细描绘，另一方面则是对世界本质的悲观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诸种评论都与《红楼梦》第一回所阐释的作品主旨相去不远，同时似乎也与王国维的观点大同小异。
    然而，脂砚斋、戚蓼生乃至后来的许许多多评论家毕竟与王国维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前者对故事中所描绘的“色”，即感性的现实生活更感兴趣。至于“自色悟空”而及的哲理层，则大半是被当作前面繁花似锦的生活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一种反转和映照。“色”与“空”的对立性质使得这种批评在趣味上产生了分裂：批评家们尽管在道理上承认万法皆空的哲理，而真正的兴趣却是在那应当被放弃的感性现实当中。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见解却与上述观点不同。他的美学观念受到康德的影响，认为艺术美本质上是超功利的，他按照传统的二分方式把艺术美分为“优美”与“壮美”两种。在他看来，无论优美还是壮美，都会使人脱离物欲。而《红楼梦》则更是壮美多于优美。王国维所说的壮美实际上是各种悲剧美感的总称。他认为《红楼梦》中壮美多于优美，是因为这部作品整体上所具有的悲剧氛围。不同于大多数评论者，他没有兴趣对故事中描绘的花团锦簇的生活和诗情画意的氛围给予过多的注意和欣赏。因为在他看来，《红楼梦》故事的主旨不是表现这种生活的感性意味，恰恰相反，表现的是生活的感性意味背后的痛苦本质。
    显然，王国维所体验到的悲剧性不同于一般评论者所说的那种所谓盛衰无常、乐极生悲的感伤，而是贯穿在《红楼梦》故事过程中的对于人生痛苦本质的体验。王国维看到的《红楼梦》不是花团锦簇的生活场景描写，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冲突的实质不是善与恶、好人与坏人的矛盾，也不是意外遭遇非常变故的问题，而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这种观点不是王国维自己的创造，是他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王国维之所以要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也正是在于他对人生的认识具有与中国传统人生观很不相同的悲观主义色彩。
    他虽没有正面对传统的乐天的人生观予以批判，但通过对《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的肯定而否定了那种传统的乐天精神的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对《红楼梦》的阐释是否合理，不能仅从它使用了什么人的哲学概念来判断，而应当注意这种阐释与《红楼梦》本文意义的关系。
    王国维的阐释能否成立，系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王国维所借用的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否符合《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思想；二、王国维的这一理论是否可以解释《红楼梦》的客观意义及其文化影响。
    首先来看第一点。那种彻底的悲观主义是否是作者写作《红楼梦》的主旨?从故事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人物所经历的相似的悲剧性结局来看，大体上如同第五回“红楼梦”十二曲最后一支“飞鸟各投林”所预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里看不到传统叙事所应当显示的天道循环的法则或伦理正义扬善惩恶的力量，而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痛苦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并没有违背作者的本意。
    第二个问题：《红楼梦》的客观意义究竟应当怎样判断。书中的悲观主义如何产生，又如何为社会所理解呢?
    其实，《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早在《红楼梦》之前百年的明代晚期，叙事艺术观念已在产生微妙的变化。明末清初的重要文艺理论家金圣叹的文艺观念就显露出悲观主义色彩。从明末到清初，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在此前后的叙事作品中，承袭了传统风格的作品不在少数，然而另一方面，真正比较厚重、深刻的叙事作品如洪昇的《长生殿》、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却与《桃花扇》、《红楼梦》一样，普遍表现出悲观色彩。由此可见，自17世纪以后叙事艺术的发展中，悲观主义的精神已成为有意抗俗的激进的艺术精神，它体现出在这一特定时代，代表着社会的智慧和良心的文人精英阶层对社会、人生的更深刻的认识。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应当说与《红楼梦》所体现的17世纪以来的悲观主义艺术思潮是合拍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王国维的观点会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被认为是牵强附会呢?这一点应当从艺术思潮发展的背景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红楼梦》诞生前后，清代的文艺思潮已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后来的各种各样的补书、续书的普遍倾向是企图淡化乃至彻底改变原作的悲观主义色彩。至于批评方面，大都关注于作品的感性的、具体的生活描绘，而对作品的哲理意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淡漠的态度。
    这当然不仅仅是对《红楼梦》一部作品的看法问题。从文艺思潮发展的主要趋势来看，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即所谓康、乾盛世，文艺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的诗文理论，共同构成了近古时期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与曹雪芹等人的创作精神相比，这些文艺理论尽管对艺术的认识更加深化和细致了，但是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却较少有更新鲜深刻的见解。相形之下，曹雪芹等人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不仅不合传统哲学，而且更不合统治秩序的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叙事艺术离经叛道的思想性与文艺理论家们在哲学上的保守形成了微妙的对比。
    乐天的世界观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似乎都是无害的；而悲观主义则滋养着怀疑、否定的精神，对社会和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起着瓦解、销蚀的作用。因而人们总是倾向于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然而乐天的精神也可能掩盖着内在的矛盾和危机。有清二百年中，乐天的哲学与艺术精神并没有能够使社会得以长治久安，近古中国社会在乐天的精神中走向了衰颓。处在清末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中，王国维痛感到中国人的苦痛及空虚之感更深于他国之民，乐天精神亦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因而求助于鸦片以慰藉空虚的心灵。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与蔡元培相似，都是通过美育来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而他尤其强调文学的意义。
    在王国维看来，我国传统上所重视的文学，除了“餔餟的文学”、“文绣的文学”之外，叙事文学大都是以道德惩劝为旨，而不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纯粹美术”。
    尽管王国维对《红楼梦》的分析并不在于纯粹审美的方面而是哲理方面，但这种哲理并没有引向对世界的功利的态度或认识，它是对人生痛苦本质的体验。这种体验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壮美”的审美感情。因此，一部本来不属于“纯粹美术”范畴的作品有了纯粹审美的意义。在一般人看来，把一部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的作品看成是纯粹审美的作品无疑是贬低了作品的价值。而在王国维的观念中，这恰恰是抬高了作品的地位。他相信，《红楼梦》通过悲剧性“壮美”表达的对人生和世界的悲观主义的体验比具体再现出的社会生活本身更有意义。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代表全体国民精神的大文学家，他认为原因就在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伟大的文学所体现的精神内蕴。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在进行这样一种努力，试图使国人从更崇高更深刻的意义上重新体验和理解伟大的作品。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乃至《红楼梦》作品本文所表达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漠视表明当代人的世界观仍然是乐天的。传统的乐天精神使人们永远生活在希望中，也使人们拒绝体验那种真正无可逃遁的痛苦。因此，尽管当代人对《红楼梦》给予极高的评价，却很少有人愿意用王国维的方式来解释《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