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后，中华大地展开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命大营救。国人震撼，作家艺术家们更是感动不已。他们深入灾区采风，积极撰文反映赈灾救灾，反映灾民的生活，抗震文学由此而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文学现象。

笔者最近读了王兆山先生的《江城子》：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军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读完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惊诧。要是该作出自于一位文学青年之手，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出自于省作协一位副主席之手，笔者就不能不饶舌几句了。

文学是“人学”，即是说，文学是对人的灵魂的叩问与探寻。勃兰兑斯曾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1]

文学是“人学”，一方面，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开掘要超越生活的表象，展示人生的意蕴，表现人的价值。古今中外的优秀之作，透过生活现象昭示对人性的思考，人始居于文学所表现的一切生活现象的核心；另一方面，文学对人的表现与思考不同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它是以审美的方式来理解、表现人与人生的，即以个体的感性直观和生命体验，让人们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人生的意蕴与价值，从不同的角度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如何，生命是第一位的。唯其如此，无论中外，不论古今，讴歌生命、礼赞生命、善待生命是文学长河亘古不变的主题。几千年前的《诗经》就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人类诗意地在地球上栖居的精神家园。该词的人生意蕴与价值是什么？作者的回答是：“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这是对几千年文学史讴歌生命的叛逆，还是对生命的漠视？隐之先生说“这首词的公开发表，已足以令文学蒙羞。”[2]我看是很有见地的。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不仅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主题和题材，而且孕育了隶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 ，也就是说，作家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他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沐浴时代的甘露，从而使其作品笼罩着时代的氛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时代精神的见证。当今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以民为先，以民为本，这不仅仅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而且已经深入人心。该词写的是地震，看起来具有时代感。但是，因为它表现的是对生命的贱视，脱离了时代的洪流，因而没有时代性，即没有表现时代精神。

另外，这首词令文学蒙羞，在笔者看来，还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它的矫情。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情感的真实流露，无论表现“小我”，还是表现“大我”，都应如此。“诗者也，发乎自然，本之襟度，盖悲喜在内，歌啸而喧，非强而自鸣也。”（焦闳《竹浪斋诗集序》）因地震而埋没于九泉之下的死者，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吗？日历虽然已经翻到了21世纪，但词作者的情感表现方式依然是20世纪60年代标语、口号、公式化的情感表现路数。这样的情感是无论如何不能打动人的。庄子很精辟地说“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庄子《渔父》）不是发乎内心，本乎襟度的情感，只不过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没有真情实感，最好不要动笔，这是创作的大忌。

其二，是它的审美表现方式。文学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表现。这个精神世界由幻想和理想所构成，也就是说，它要借助想象和虚构来表现人类的愿望和期盼，来展示人的的境遇及其所包含的价值与意义。以抒情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诗词尤其离不开想象。“诗歌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3]想象的翅膀为诗词增添了独特的价值和艺术魅力。读了该词之后，笔者发现有的只是事实的堆砌，想象的翅膀无论如何飞动不起来。

说到此，应该给这首词一个定位了。综上所述，这是一首漠视生命、没有人本理念，艺术粗糙的逢迎之作。

注释：

[1] [丹麦] 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19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 页

[2] 《扬子晚报》2008年6月18日

[3] [英]赫兹利特著，袁可嘉译：《泛论诗歌》，见《欧洲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