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从来都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成熟，它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规范对于个体意识的塑造。正是通过这种塑造，社会主导话语内化为个体的意识原则，由此，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得以生成。用福柯的概念表述，这就是特定时代的知识型对于社会个体的规训作用。（1）

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以个体成长过程为表现对象的“成长小说”，无不显示出上述原则的内在规约：巴金的《家》所描绘的觉慧的成长，是1920、30年代启蒙话语作用于个体意识的结果，而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1950、60年代的革命话语主导了林道静的主体意识选择。那么，19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日渐强势的文化语境中，小说叙事中的个体走向了何种样态上的成熟？

一、叛逆指向和亵渎冲动

躁动青春的热烈成长，总要经历对于给定文化前提的叛逆，如同觉慧脱离承载着传统人伦观念的旧家庭，林道静跨入意图推翻剥削社会的新队列。那么现在的问题是：1990年代以来关于成长的叙述，其叛逆意识指向何方？这一意识又采用了何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一、传统伦理。即便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传统人伦道德的潜在力量仍然足以导致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紧张，并因而成为叛逆意识的目标指向。在艾伟的《小姐们》中，“母亲”始终试图拥有对于子女绝对的支配权。大女儿兆曼因为自主选择爱情违背了母亲的意愿，便被永久逐出家门。母亲的怨恨至死未消，临终前的遗嘱仍然是丧事不许通知兆曼。到此为止，作品似乎一直在重复着“五•四”时期的情节与主题，当然，这并不奇怪，既然斗争对象具有文化上的同质性，相同主题的回返便在情理之中。但是，随着子女叛逆行为的进一步展开，叛逆者不同于“五•四”青年的文化价值立场也渐次显现。

母亲刚一去世，在城里开美容院的兆曼便回家奔丧，并带回了在她店里作“鸡”的六名姑娘——“小姐们”。真是奇峰突起！尽管兆曼想着：“决定给母亲的葬礼最好的排场。”（2）但是，带着妓女进入母亲的灵堂，无疑透露了兆曼潜意识中对于母亲家长权威的亵渎欲望。随后，“亵渎”的意蕴在叙事的展开中进一步弥散：有着精神隐疾的大儿子兆根在小姐们扑鼻的香气中陷入癫狂，于是，他拿起了道士作法的长剑，追逐着小姐们，撩开她们的裙裾和衣裳。小儿子兆军则在母亲出殡之前便和小姐刘燕上了床，他还为乡民们提供引介，让小姐们的皮肉生意在这闭塞的乡野大肆开张。对于传统人伦具有价值支点意义的丧葬场景，成为“子一辈”渎神的道场，欲望登场时的气焰可谓极尽嚣张。

1990年代以来大量的成长小说都在父（母）——子（女）的代际冲突建构中表达对于传统伦理肆无忌惮地亵渎，如李冯的《碎爸爸》、朱文的《我爱美元》、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刘恒的《教育诗》、洪峰的《和平年代》等等。

二、集体主义。尽管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年轻作家而言，“文革”并未给他们造成类似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家所体察到的那种切肤之痛，但是，集体主义的话语原则无疑构成他们成长的深刻背景，也正是这一话语对于个体的压制性作用激发了他们的叛逆冲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叛逆同样以寄寓于性话语的亵渎姿态出现。

在徐坤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中，由于特定年代社会话语对于“性”的禁忌与排斥，主人公“我”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把《水浒传》中“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鸟”字读作“小鸟”的“鸟”，直到“我”成年以后，才在一个令“我”极度难堪的情形中得知这一个字的准确读音：“我念了一辈子的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我还厚颜无耻地把那个鸟字的发音去给人纠正，却原来不过是‘招安招安招个什么屌安！’”（3）

集体主义话语在塑造社会个体意识之时，必须压制乃至清除具有颠覆性的个体“欲望”，这就是主导“我”成长的文化逻辑。所以，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中，始终贯穿着对于文学叙事中性话语孜孜不倦的清除。然而，在《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中，作者通过展示一个极为粗俗的词语的本义遭受遮蔽的历史来揭示这一逻辑，使得一向以神圣自居的社会原则与历来遭受它鄙视的文化符码建立了直接的想象性联系，这一尝试无疑是一次具有爆炸性的亵渎。这种姿态同样见于东西的《耳光响亮》、何顿的《我们是葵花》、叶弥的《美哉少年》等等以“文革”作为记忆背景的成长小说。

事实上，任何一种话语价值的选择，都不仅仅是个体意识运作的结果，正是消费时代对于人的感性的解放催生了小说叙事基于欲望放纵的亵渎冲动。不可否认，这一叛逆姿态的确能够奚落传统伦理和集体主义僵硬的反个人立场，然而，在一个通过交换组织起来的消费社会体系中，从传统伦理和集体主义中挣脱出来的个人，果然能够依托于欲望的无条件释放达到灵魂的轻舞飞扬吗？事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个体很快陷入新的精神困顿。

二、两性之痛及其共同困境

其实，成长总是无法免于体验痛苦，在1920、30年代的成长小说中，脱离旧传统的个体必须忍受极度孤独的文化处境，甚而至于走向癫狂；在1950、60年代的成长小说中，被捕入狱，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则是走上革命道路的个体极为重要的经历。这就意味着，惟有经过痛苦的考验，新的主体意识才能生成。那么，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由于消费社会建基其上的交换逻辑的主导，个体被给予了何种痛苦与困厄并因此走向成熟呢？

就女性而言，成长的尖锐之痛来自于下述事实：即只有将身体作为交换之物才能进入消费时代的“美好”生活，同时，这一过程必然导致爱情神话的破灭。在海男的《勾引》中，“我”，一个小城镇的女孩来到都市——消费社会的漩涡中心，“我已经从家门槛往外跑，那一刻我只有一个目的：为了摆脱贫困而跑。”（4）在围绕市场组织起来的生活中，贫困是贫困者的梦魇，是无能的明证，进而，贫困成了一桩罪恶。然而，摆脱贫困的历程何等艰辛！作为佣人的“我”终于无法抵御“男主人”极尽奢华的勾引，成为他的秘密情人，（“男主人”的称谓，是女性卖身处境的深刻揭示。）“我”住进了豪宅，“男主人”为“我”买了汽车。“我”的好友惠同样为她的“男主人”所包养，当“我”因为遭受背叛而痛苦时，她的安慰简单有效：“回到他的身边去，学会与他游戏，这就是生活。”（5）那么爱情呢？所以，“爱，就像我看星空一样遥远。”（6）

张庆国《弹钢琴的鼠县女孩》的主人公赵清风以怀孕的事实向豆经理索要赔偿；王大进《远方的现实》描绘了女主角姚美芹为了生存而经历的与徐总的婚外性史；洪晓娟《最后的传奇》中的绣绣嫁给可以作父亲的大款只是出于摆脱贫困的需要。身体纳入交换的结果只能是爱情的死亡，或者，在一个以交换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本来就没有爱情的容身之所。

就男性而言，最典型的痛苦则是被迫放弃超越性的理想转而认同交换的原则。在朱文颖的《高跟鞋》中，抽象画家张治文无法以自己纯正的抽象艺术换取生存，只好放弃艺术理想，以自己的绘画技术服务于商品广告挑起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创意。毕飞宇《那个夏天，那个秋季》的主人公耿东亮极具音乐潜质，并被大学音乐系教授炳璋发现而准备将他造就为音乐家。但是，耿东亮终究无法坚守音乐理想而为时代的欲望吸盘所俘获，在痛苦中离开了炳璋到夜总会唱歌。而在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中，写作作为文学之梦的意义已经丧失，它仅仅被“我”看作获取功利的手段。美术、音乐、文学，在消费时代的物化语境中全面败落，这是普遍性精神沉沦的绝好隐喻——对于曾经执着于超越性理想的男性而言，理想的放弃往往意味着出卖灵魂。

当然，并不是说女性就没有放弃事业的痛苦，男性就没有爱情破灭的困惑，这里描述的只是叙事中表现出的较大的倾向。于是，“出卖”就成为两性在消费时代共同的精神困境：既然社会以交换组织起来，那么，无法纳入交换体系的爱情、艺术乃至于一切有助于个体建构生命意义的超越性追求，都必须予以清除，以免成为主体参与交换的精神包袱。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很难找到以坚守自我的方式对抗时代的例证，个体们最终都以“出卖”的方式跨越困境，从而将自己纳入消费时代的社会交换过程。

三、“单面人”：溺于庸常

如果说1920、30年代的成长小说展示了启蒙主体的诞生，1950、60年代的成长小说描绘了革命主体的成型，他们都依托于宏大的社会启蒙、革命话语以严肃、圣洁的精神试图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经历成长之痛而生成的消费时代的“新人”具有何种精神特征？他们为自己确定了何种人生使命？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体化控制，“使感性个体的血肉灵性泯灭了。个体难以维系自己内在固有的激情、想象、灵悟。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有血有肉的富有感情的关系，成了一架机器内部零件与零件之间的相互配合。” （7）这就是新的主体——“单面人”——的诞生。他（她）清除了意识内部无法纳入社会交换体系的超越性向度，以精确的理性计算妥当地安排自己的现世生活。“他人”是自己的工具，自己也满足于工具化的生存。

这一“新人” 形象在叶弥的《成长如蜕》中得到了极其细致地描述。尽管“我” 的“父亲”希望他唯一的儿子——“我”的“弟弟”——能够接手价值过亿的家业，可是，“弟弟”丰富的精神追求使他一直沉溺于无功利的友谊和无功利的爱情，而生意场上与此相反的交换原则他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成长发生于“弟弟”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是“弟弟”的朋友们，他们无一例外的经商了——将自己完全纳入社会交换过程之中。随后，女友钟千媚离开了“弟弟” 嫁给一个台湾老板，她的理由作为“单面人”的处世原则无懈可击：“她要找一个有钱又有头脑的丈夫。”（8）“弟弟”温情良善的人文情怀被看成没有头脑的象征，这就是为交换逻辑所锻造的成熟主体所秉承的价值判断方式。最后，借助于“我”的口吻作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9）由此，围绕“弟弟”的压力性情境得以生成，这种情境进而作用于小说的阅读者，诱使或者说迫使他们形成对于作品主导价值的认同。

这部小说强大的表意力度即在于此，在叙事者的组织下，叙事中的人物、叙事接受者共同参与了对于“单面人” 生成的期待，而“弟弟”一再延宕的成长，对于继承家业的顽固拒绝，都强化了这种期待的热度。也正因为如此，将“单面人”作为个体成长最终目标的历史合理性得以建构。

“弟弟”最终被塑造成型，这是叙事内外所有意识的共同要求。“他成长了，令人信服，你将看到资本在我弟弟的手中得到进一步的积累”（10）——是的，他已经熟谙交换原则，终于可以出色的“驾驭市场经济”了；“弟弟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11）——毫无疑问，那些不能纳入交换体系的博爱情怀和精神冲动必须清除。“他还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更好，是勇敢” （12）——祛除精神之魅的“单面人”岂止是勇敢？除了死亡，他们没有对手。
   
事实上，在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中，遍布着类似于“弟弟”那样因为驱逐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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