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个体都实现了对于交换逻辑的认同并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主体意识之时，这就是一个庸常的社会，人人遁迹其中，溺于庸常，乐此不彼。

    可以看到， 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表现出与1920、30年代和1950、60年代成长小说同样的叙事结构——个体经历了文化叛逆和生存之痛从而走向特定意义上的成熟，发生变化的只是支撑个体成长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

    如果说成长的理想境界是璞陋之蛹经过痛苦的蜕变转化为美丽的飞蝶，那么，1990年代以来的成长小说所表现的转化却并非如此。正因为对于消费时代价值逻辑的全面认同，使得一群群破茧而出的颜色灰暗的飞蛾，义无反顾地扑向由金钱燃起的熊熊之火。那些成长中的痛苦绝不会引导个体通往社会批判之路，而只是为放弃精神追求的意识选择进行辩解的理由。文学因为应和社会话语的需要而着力塑造“单面人” 的形象，同时，文学因为对于“单面人”形象的着力塑造而高度同质于同时期的社会话语，由此，社会话语强大的主导力量成为文学无法摆脱的精神之缚。

   然而，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可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要求。在马克斯•韦伯、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等等社会批判理论家看来，正是拒绝交换的审美现代性提供了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救赎。所以，文学理应承担超越性空间营造的任务，并以此与社会存在构成宏观的张力关系，从而有助于保持社会运作过程中个体精神发展的平衡与和谐，而不能一味沉溺于对消费社会运作逻辑的片面认同与欢呼，否则，文学无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当然，这需要作家具备高昂的社会热情和足够的精神强度。

注释：

（1）参阅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2）艾伟：《小姐们》，《收获》，2003年第2期。

（3）徐坤：《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小说家》，1998年第6期。

（4）（5）（6）海男：《勾引》，《钟山》2001年第5期。

（7）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9）（10）（11）（12）叶弥：《成长如蜕》，《钟山》1997年第4期。

（13）朱文颖：《高跟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4）何顿：《弟弟你好》，《收获》，1993年第3期。

（15）洪晓娟：《最后的传奇》，《钟山》，2001年第3期。

（16）宋潇凌：《非常接近爱情》，《小说月报•原创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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