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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19:终结与开端

时间:2009-8-8 16:40:52  来源:不详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年。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末流”一词使后来的研究者找到了勾勒这一时期文学流向的入手途径。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以“末流”成见所作的粗疏描述中,这一时期文学失去了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存在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1912—1919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其它任何阶段:它结束了一种文学又开始了另一种文学——在以后数十年间分别被以“旧”与“新”命名的两种文学。两种文学的嬗替在1912—1919年间生动地展开,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光辉悠久的古典文学有一个不失体面的尾声,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文学有一个轰烈的开始。
    上篇 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
    在新生的、混乱的民国,一代文人处于试图重建价值信心的困惑和焦虑中,他们格外迷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民国与帝制交替的那几年里,诗文成为挽回传统文化沉沦厄运的最后希望之所寄。这种希望中正包含着一如既往的以文学与国运相联系的思路。
    首先当然应当谈到诗。一场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给予老的诗歌提供了回光返照的契机。古典诗歌有了最后一次的繁荣,其气象、其水准,足以殿两千年中国诗史。
    1912—1919年间,“宗宋”并非诗人们一致的,却是主要的学古方向。宋诗人对盛唐之音的反拨和对中晚唐诗风的发展表现在两个走向:僻涩瘦硬和以文为诗。1912—1919年间,这两个走向同时得到了执著的承继和空前的发展。面对两千年高度发展的诗歌系统,1912—1919年间的诗人们只能艰难地寻找逃避中国诗固有意境模式的诗歌手段。出现了偏爱能够容纳较多叙述因素的长篇形式的走向,诗人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前人固定化与类型化的景物描写,并且在因袭性的景象心象的对应关系中增添迂回性。
    感时悯世的悲哀挟带着对旧有制度与旧有文化的追怀,宋诗运动在这一时期显现出最后一个高潮。
    1912—1919年间的词坛人才荟萃。晚清四大词家中,况周颐(蕙风)、郑文焯(小坡)尚健在,而实际上自晚清至民初领袖词坛的是朱祖谍(疆村)。晚清之际,即使守旧的人们也已感到了各种文体衰落的趋势,独于词,则以为正当盛时。这一时期,中国末代词人对形式的驾驭确实已相当从容自如。朱祖谋之外,况周颐、冯煦(梦华)等也各有佳作。在南社作者中,庞树柏、潘飞声等词名较著。
    1912—1919年间,作为中国文学独特品种的骈文也有了一次奇特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突出的文学风景之一。
    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几年里,骈文是普遍应用的公文形式。在这一时期,刘师培作《广文言说》,将骈文视为文体之正宗,而后则受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的讥讽和斥责。这样,对骈文的扬与抑便转为文质之争。
    胡适等“五四”先驱是把骈文作为古典文学的代表来看待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独特品种,骈文确实反映着古典文学某些被发展到了极致的特征。已经感受到古典文学落日余辉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古典词语美的慕恋和依恋,他们将剩余的才情赋予最具古典特色的文体,去实现对古典性审美情趣的难以割舍的追求。
    用典是骈体文的重要特征。1912—1919年间骈文作者对古事和今事的直接比附,使我们感到在“古”与“今”之间的漫长时间里,文人们所观照的世界没有改变,他们的际遇依然相似。
    小说中夹杂骈俪文字,是中国文学早就有的现象。而大量骈文小说的出现,则成为1912—1919年间文学的特殊风景,首先应提到徐枕亚的《玉梨魂》。属《玉梨魂》这一派的骈文小说还有徐枕亚的《余之妻》、吴双热的《兰娘哀史》、李定夷的《茜窗泪影》等。这个时期的小说作者大多操作着女性般凄婉的文笔,骈文小说吊梦歌离,悉红怨绿,酿成哀怨幽咽的审美风尚。
    在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也维持着最后的体面。已有近200年基业的桐城派古文由桐城人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节)作了殿军,而以抵抗潮流的执拗“力延古文之一线”的则是以“林译小说”为当世与后世所重的林纾,他不合时宜而又不自量力地负起了延续这“如线”的古文的责任。
    这一时期的诗文维护着古典经验,而小说创作则已经在寻求外来经验。就所实现的文学成就说,小说是这一时期文学中较薄弱的一环,而在这一时期小说空前繁盛的局面中,几乎以往所有的小说体式都呈现出发达的态势。
    这一时期出现了有关各种文体的文论著作十分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诗话保存下了许多以前未能收入诗集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王国维与吴梅在戏曲史和戏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著作都是完成在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小说论也十分兴盛。代表着这一时期小说评论最高水平的是两本书:《小说话》和《古今小说评林》。
    这是1912—1919年间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持有对立政治立场的人共同地追挽过去的年代。在1912—1919年的诗、词、骈文中,我们能找到一个以残阳为中心包括着废园、落花、衰草、颓墙的意象群。已经展示出1912—1919年间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格——它的衰者、它的被顿、它的酸腐、它的凄惶、它的萧索意态,它的恋旧情结。1912—1919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正如落花,花虽已落却“余香淡荡碧池头”,它也如一个活过太长岁月的老人,当生命临近终点时,竟会焕发出一阵神采,倔强地再支撑一下,而这回光返照正是大限已到的信号。
    下篇 回首新旧、文白之争
    “五四”新文学的发难将1912—1919年间从事写作的各类诗人文人不加区分地一律推到了只配挨受贬斥的位置。
    长期以来,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发难者对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激烈的否定态度。“五四”先驱的批判矛头究竟主要指向谁?是以往文学历史上的古典作家还是“今日”的作者们?《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中都有对漫长文学历史的较为系统的回顾,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而是通过对文学发展历史的重新整合,从中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师从对象。在“五四”新文学发难时,先驱者并未斩断与既往文学历史的联系,他们所要决绝地斩断的是与“今日”文坛的联系。是“五四”先驱对“前代之敝”的所有抨击都得首当其冲地由“今日”的作者们来承受,还是“五四”先驱出于对“今日”文坛的愤怒才去上溯“前代之敝”?“五四”先驱对一些古典作品有较认真的讨论和较公允的评价,但对于“今日”正在写作的诗人文人却公允不起来。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行程上,1912—1919年是一个晦暗的时期。“五四”文学革命的意图不尽在文学自身,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文学自身。1912—1919年间,文学的功能正向不同的方向扩展,每一趋向都发展了,扩延了中国古典文学观念的某一方面,并把它推向极致。出现在1912—1919年间的令人惊异的现象是:中国古典文学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种种趋向在这七八年间同时得到了承继和拓展。当“五四”新文学发难者需要决绝地斩断与“今日”文坛的联系,他们藐视“今日”诗人文人的创作经验,包括趋新的经验,在1912—1919年间从事写作的一些出色的人物也就不得不集体地承受当时遭贬斥,日后被遗忘的悲哀。然而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苏曼殊。1912—1919年间不该被湮没却早已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可以数出不少。这里包含着不公平,历史和文学历史常常由公平和不公平共同构成。
    将“今日”作家一律推为“旧派”的新文学发难者们在发难初期仍然主要以中国古人作评价尺度,而新文学的发难者在以既往“模范的白话文学”作尺度以外,已开始使用另外的尺度。当“五四”时期形成了中西文化、中西文学论争的热烈景观,“五四”新文学真诚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榜样。“五四”时期创造新文学的功绩和开辟文学新道路的贡献是通过仿效实现的。仿效当然首先是精神方面的,而“五四”作者首先必须面对的仍然是发难时期即提出的语言问题。在陈独秀的文学——思想——政治依次革命的逻辑下面,胡适规划了文学革命的顺序:语言——体裁——思想。然而语言问题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在发难者号召下开始写作的“五四”作者们,不可能也并没有将“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主张付诸语言实践。“五四”新文学须完成文学语言的全面转换,作者们没有多少前人经验可作凭借,其难度仅仅稍小于以另一种生疏的外民族语言写作。白话与文言同为汉民族书面语言,又分别标示着两个不同的表述系统,它们有不同的思想方式与人生方式作底垫。当“五四”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越来越遥远的距离,新的白话文学语言在逐渐显示出自己的丰富功能的同时也很自然地失去了文言独具的某些意味,况且,“五四”以来近80年间文学语言有过极大的曲折变化,其间的来龙去脉以及所关联的社会形态,文学观念的变化不是一下子说得清的、假如没有“五四”,假如没有那一场热闹的,断裂性的变革,会怎样?
    倘若在1919年前后,中国文学沿着古典之路继续走下去会怎样?还能维持古典文学极盛期的灿烂辉煌吗?应该说,早就不能了。虽然产生于过去时代的优秀作品并未失去甚至永远不会失去其审美价值,但是如果依旧使用那老旧熟烂的词语,依1日遵循着词语与情感之间已成定型的微妙联系,则已经不可能再达到古典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与其它事物一样有一个成长、兴盛、衰落的过程,处于这一过程长链尾部的作者不得不承受生不逢时的困窘,首先便是语言的困窘。庞德等人推崇中国文字是最诗的文字,而在中国,这“最诗的文字”历经漫长年代的使用已经太老、太旧了,即使虔诚地师法着古人的作者也已经感受到熟烂的语言对个人才情的挤压。1912—1919年间诗人文人们持守古典经验所造就的回光返照般的最后兴盛,反而说明旧形式已难以容纳杰出的才情。
    即使没有“五四”,没有跳出胡适、陈独秀那么一拨人,中国古典文学也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两千年生命的尽头,显示了无可挽回的衰象。而新文学的轰烈的开始使原本尚不失体面的古典文学的尾声成为了日后文学史上不屑提起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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